导语：1911年 11月7日凌晨，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批阅文件时，突然其亲信部下、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叩门而入，并高呼：“

1911年 11月7日凌晨，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批阅文件时，突然其亲信部下、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叩门而入，并高呼：“报告大人，听说统制升任山西巡抚，特来向大帅贺喜！”

话音未落，凶手屈膝下拜，顺势从靴子里拔出手枪，向吴禄贞连连射击。骤不及防之下，吴禄贞已是连连中弹，但他仍强忍剧痛夺门而出，孰料门外已埋伏多名杀手，吴禄贞再遭重击，命赴黄泉。

吴禄贞生于1880年，后与陈其采、张绍曾等40人被清廷选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用，并在数年之间即爬到了第六镇统制的高位。奇怪的是，吴禄贞、张绍曾这批人在日本也受到革命思想的侵袭，成为军中待机而动的定时炸弹。

武昌起义爆发后，蓝天蔚、张绍曾与吴禄贞三人乘机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立即实施宪政，清廷随后以宣布“十九信条”而将危机化解。之后，吴禄贞被命南下镇压革命军，但途中又止步石家庄并与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企图中途截杀北上组阁、收拾残局的袁世凯。结果，就在这当口上，吴禄贞反而被人先刺死了。

那么，刺杀吴禄贞的主使人是谁呢？是清廷？是袁世凯？还是另有其人？

目前的主流观点似乎倾向于“吴禄贞系袁世凯指使所杀”，即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指使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实施了具体的刺杀行动，周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吴禄贞在上任第六镇统制后将其撤职，两人结下怨仇。

从动机上看，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似在情理之中，而吴禄贞死后，周符麟立刻官复原职(重任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更令人怀疑其中必有幕后交易。但是，从事变的时间地点来看，周符麟似乎并不符合。

目前能够证明的是，周符麟并不像某些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亲自指挥了刺杀行动，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在石家庄。据时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并随清军南下的恽宝惠说，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而陆军部档案中收录的周符麟所发电报也可以证明他本人当时并不在石家庄。事变后，阎锡山也认为，“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如果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未免有些站不住脚，因为按当时的通讯条件(电报均有据可查)和事变的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与阎锡山“燕晋联军”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毕竟，动机和事实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陆军部档案收录了周符麟于11月9日所发的另一封电报，电文是：“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这份电报可以证明，周符麟是在吴禄贞被刺后的第三天才达到石家庄。作为一个合理的推测，如果周符麟当时真在石家庄，那在吴禄贞被刺死后，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第十二协退往栾城，更不会让阎锡山的军队乘机运走吴禄贞所截的军火。

如果周符麟不是刺杀事件策划者的话，有一个神秘人物颇值得引起关注，这就是陈其采。陈其采与吴禄贞、张绍曾同为日本士官第一期同学，曾一同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均受重用。在吴禄贞前往滦州招抚张绍曾时，陈其采曾随同前行，但在吴禄贞前往石家庄后，陈其采却秘密回京，直到11月6日、也就是吴禄贞被刺的前一天突然现身石家庄。

陈其采的身份与经历颇为吊诡，如果清廷不垮，他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前程，因为他不但是第一批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留学生，而且是毕业成绩第一名的优秀学员。回国后，陈其采在各地编练新军，之后又被调入陆军部，1911年军谘府(相当于参谋本部)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陈其采以“正参领”的资格(相当于上校)担任军谘府第三厅厅长，时年不过32岁。值得一提的是，陈其采即陈其美之三弟，后来“CC系”陈果夫与陈立夫为其大哥陈其霭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

陈其采与日本士官第二期的良弼关系良好，而他的上级领导，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当时也主要依靠良弼指点军务，在吴禄贞得授第六镇统制的过程中，良弼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良弼与吴禄贞交谊颇深，而当时新军中的高级军官任免均需通过军谘府。

当时载涛、良弼等人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吴禄贞这样的“士官系”来排挤原袁世凯的“北洋系”，以此来夺取军权，但他们发现被其倚重的吴禄贞萌发“反心”时，其中的失望与愤恨可想而知，而陈其采的到来很可能肩负有秘密使命。(下图载涛，当时相当于参谋总长)

民国后，原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报私仇说”，其中是否有隐讳不得而知，而事后革命党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直指吴禄贞被刺系良弼之阴谋。据说，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即对吴禄贞有所怀疑，并派人侦察其左右(是否即为陈其采？)，而在吴禄贞被刺后的当天清晨，良弼即至军谘府询问石家庄有电来否;电报来后，良弼入室亲自翻译，不假以示人，此举颇为诡异。可惜的是，良弼在1912年清帝退位前即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而死人是不会说话，其中的吊诡，多因此而起。

至于杀手马步周，说来也颇为出人意料。马毕业于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隶于吴的部下，吴禄贞对他信任有加，屡加提擢，当时以骑兵营管带兼领卫队。吴禄贞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会是他。马为人风流倜傥，但极好赌，经常负债累累，正因为如此，他才可能被人收买。据说，马步周事后立刻为其相好的某妓赎身，其赎金何来，可想而知。

马步周干这一票到底拿到了多少钱，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有说二万，也有说三万，还有说五万的。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表面上看，吴禄贞的被杀是马步周率小队突袭的结果，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镇内的中上级军官也大多是“小站练兵”的出身，标准的北洋系。

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镇内军官大多不服，原因有二：一是吴禄贞年纪轻轻即身居高位，其来路不正，据说该职位系花2万两银子买来;二是在载涛任军谘府大臣后，为排挤北洋系军官而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实际上是亲贵派向北洋军“掺沙子”的产物。由此，吴禄贞遭到第六镇军官的反感也就毫不奇怪了。

第六镇是老部队，多年积累形成的关系盘根错节，不易控制。吴禄贞上任后，发现第六镇如铁桶一般，于是想用人事调整的办法来打破原有的体系，以便自己逐步控制第六镇。镇中的两位协统，李纯与周符麟都是袁世凯时期的小站旧人，李纯科班出身，年富力强，在镇中威望很高，吴禄贞不敢动，于是他就拿暮气已深的旧式军人周符麟(当时已56岁)开刀，说他“烟瘾甚重，行同盗贼”，要求将之撤换。

在请求被否后，吴禄贞写信给陆军部大臣荫昌，指责其“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后来又到陆军部大吵大闹，这才将周免职。之后，周符麟被调往第一军，据说曾磨刀石上：“他日必宰了这小子！”

周符麟虽然被免，但陆军部并未批准吴禄贞所提名的人选，而是由“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周符麟的协统位置，吴禄贞为此大失所望，但力争而未果。吴禄贞的做法实则又得罪了一个人，这就是升任协统的吴鸿昌，这也为后来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伏笔。当晚的事变，如果没有吴鸿昌的默许，似难想象。

“协统撤换”事件后，第六镇的各级军官不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由此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吴禄贞这边则因为计划不能实现而惘然若失，他在镇内虽然“贵为统制”，但实际上是个“空杆司令”，对部队毫无控制力。由此，吴禄贞心灰意冷，他更多是呆在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而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属下官兵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在被刺杀的前夜，吴禄贞还对人说过，“第六镇是靠不住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吴禄贞与下属的对立关系无疑是当晚事变的重要原因。从各种因素来看，吴禄贞的被刺决不仅仅是“个人怨仇”或“凶手被收买”这样简单。据说，吴禄贞11月6日回到石家庄后，即召开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其中微露“革命之意”。按吴的计划，他打算次日犒赏三军时向士兵演讲“革命大义”，以逼迫各级军官服从革命。但吴的意图很快被第六镇中上层军官所识破，吴禄贞当晚即被刺死。

吴禄贞被刺死后，“燕晋联军”无形中宣告瓦解，清廷解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而袁世凯也得以扫除障碍，顺利进京掌控大局。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1924年在与人谈起马步周时说，“马蕙田(马步周，字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此话大意，似应做以上解。

数日后，段祺瑞率军来到石家庄收容第六镇残兵，局势才告稳定。此后，晋军退回娘子关后再未出关，京畿转危为安。11月13日，袁世凯途径石家庄安然入京，开始为挽救清廷而做最后的努力。不久，北洋军攻破娘子关并进逼太原，最后迫使阎锡山等山西民军转战晋北，局势一时大变。

许多年后，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说：“(吴)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吴禄贞的尸身被晋军抢回后，由于其头颅不知去向，阎锡山后请一位高明的木工做了一个木人头，安放在其尸身的颈腔上。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禄贞与革命宣传家、瘐死租界监狱中的文弱书生邹容一起被追认为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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