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他之前，她想做一个诗人。遇见他之后，她成了真正的诗人。

　　相识十年，无数的鸿雁传书，几乎不见面。相见后，有了两年的婚姻生活。对此，她从未抱怨。

　　战火纷飞，他们匆匆结了婚，搬到稳定僻静之地。他继续翻译莎翁全集，她则为他生儿育女，支撑家里。

　　在她的叙述里，她永远平静，谦卑，仿佛她才是欠了他最多的那个人。

　　因此，她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将就任何一种时代。

　　1932年的深秋，她从师范科毕业。那一年有了新规定，师范生曾享受了公费学习，不能直接进入国立大学。于是，她转了个弯，考进了之江大学读中文系。

　　大学里，环境幽静，学生不多。绿荫遮蔽下，倾斜的阳光四散而去，穿过树叶，落在光溜溜的没人路过的地面上。

　　朱生豪正在读大学四年级，是“之江诗社”里的顶尖人物。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又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长大，沉默寡言，清瘦单薄。

　　她第一次去“之江诗社”时，别出心裁地写了一首宝塔诗带去，就当做给诗社的见面礼。没想到社里的成员交流的作品，多是诗词歌赋，古体一派。她的宝塔诗新潮得有些突兀，像个尴尬的怪物。

　　她连平仄都分不清楚。

　　好友把宝塔诗给朱生豪看，他看完，低下头去，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她看着他，觉得自己的诗恐怕不是首上乘之作。

　　没想到，几天后，朱生豪给她寄了信，还奉上了他自己创作的几首新诗，请她指正。

　　她也想学着写古体诗，于是就回信给他。一来二去，诗词的指导与交流少了，表达情感的句子却增多了。

　　次年夏天，老师给他介绍了工作，去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汉编译。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就非常喜欢英语，常常觉得自己沉醉在英国范儿的生活中。

　　那个年代，他没有得力的靠山，找工作并不容易。走之前，他写了三阙《鹧鸪天》赠予她，信心百倍地告别了大学生活。

　　他的具体工作是参与编纂《英汉模仿辞典》，《英汉双解辞典》，然后再在词基础上参考日本最新的英日辞典加以扩充修订编写。书成之后，在初学者中很受欢迎。

　　朱生豪生性安静，又养成了安静的习惯，他几乎是独来独往，办公室一出，很少与人接触。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古怪而孤独的孩子。

　　他住在自己的亭子间里，任何时候，他都在独处，不说话，也找不到人说话。他唯一向外的渠道就是与她的通信。

　　他什么都写，宋清如之于他就像是跳动在躯体里的心脏，见不到，摸不着，但他能靠想象去触碰她。

　　他写他所居住的小屋子。房间墙壁昨天粉饰过，换了奶油色。

　　陈设很简单，只一书桌、一坐椅、一眠船。他还特别指出床已经破了，勉强支持着用。

　　书，一部分线装的包起来塞在床底下，一部分放在藤篮里，其余的摊在桌子上。

　　他还写了歌曲集、外国歌、中国歌、创作歌曲、电影歌等流行的单张外国歌曲。案上还有日历、墨水瓶、茶杯、热水瓶等等。

　　他说，他非常喜欢看电影。

　　但这些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他曾说，“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两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

　　那些鲜活的堪称“无比肉麻”的极品情书语言是重塑现实世界的一种武器，此时的他很年轻，游离在主流文学圈之外，不为人知。

　　他讨厌自己的平凡卑俗，也讨厌别人的平凡与卑俗。过去父亲开店，但总是经营不善，母亲痛心疾首，无数次对他说，长大后一定要有出息啊。

　　他要求不多，有出息就是不无聊的意思。只要不无聊就好了。一切都好了。可是如今，他无所作为，信里倒是一片赤诚、恣意徜徉、你侬我侬，心里却是一片寂寞与忧伤。

　　不久，他的月薪由70元减到了50元。工作上更加没有盼头。别人都相继辞职，编辑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也想辞职。书局再三挽留，他也就没走。

　　在这样的环境中，宋清如也不断地收到他的来信。她对朱生豪的了解，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的工作不进不退，只是悬着。

　　而宋清如也因为战火喧天，江浙沦陷后，逃离故里，直奔四川，之后在重庆与成都两地执教。

　　通信时断时续，但每次孤寂之时也总能收到来信。35年被称为“翻译年”。之前因为上海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很多书被禁止发行。

　　鲁迅决定曲线救国，鼓励大家去翻译名家名作。35年，鲁迅陆续发表了三篇有关莎翁的文章，他希望有人能够将莎翁名著全部译出。这不是一种疯狂，而是为了国家。

　　他以前也读了许多英诗，翻译过几首，只是没怎么发表，因为“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看他的作品”。

　　有了鲁迅的号召，各大书局开始组织专家名流翻译世界名著。原《英汉四用辞典》主编詹文浒觉得可以让朱生豪试一试。他对朱生豪的能力与坚持深信不疑，看到他总是苦闷不堪，生活上又多困难，想拉他一把。

　　他与书局说定，只要朱生豪能陆陆续续交付译稿，就可随时领取每千字两元的稿费。

　　这时，宋清如收到的信，多是各种莎翁戏剧的见解。他还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诗词，挑选出最精华的，装订成册，寄给宋清如。

　　尽管信里热情洋溢，宋清如冷静对待。他无数次说，“所谓爱的对象主要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一定真实存在。” 虽然收信者就是宋清如本人，但对他来说，也不是真实的，只是寻求心灵的寄托。

　　宋清如并不忌讳这样的说法。他开始翻译莎翁时，她似乎又更懂朱生豪了。他信上的快乐、诗意、以及对于爱情那非凡的想象力，一来到现实中，就全部都搁浅了。

　　仿佛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因为年近三十依然没有太大出息的人，一个则是仿佛爱得快疯了的人。

　　宋清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两面，都是他。朱生豪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活上的木讷腼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前，宋清如在湖州私立民德简师任教，他寄来《暴风雨》与《仲夏夜之梦》，要她帮着抄写一遍副本。她教学任务重，总是要隔好些日子才能抄写完毕，寄回给他。

　　卢沟桥事变后，他因身体太弱，不能上前线杀敌，但他觉得只要将工作——自己最根本的本分——做好，就能保存实力。他对她说，只要书局一天不关门，他就要坚持上班，坚持翻译，经常通宵达旦。

　　日军在虹口登陆。他带着牛津版的莎翁全集和几件衣服离开了。第二天，他再要回去拿东西时，大火烧尽了他多年收集的资料与各版本的莎剧。

　　1940年秋，宋清如转至成都四川省立成都女中任教。母亲催促她回上海，她只好在来年的暑假辞职，从贵阳过韶关，绕道宁波和舟山，在路上耽搁了半年多，才回到上海。她找到了工作，在私立锡珍女中当代课老师。

　　两人终于见到面了，见了很多次。他依旧工作繁忙，沉默寡言，并没有发生情书中那样无法抑制的感情碰撞。他就是如此。

　　1941年末，朱生豪失业了，紧接着宋清如也没了工作。日军冲入当时他工作的《中美日报》报馆，放火烧毁了各类书籍与材料，朱生豪逃出来时，身上什么都没有带。宋清如想回到重庆工作，走的时候她约了朱生豪同行。

　　这时候，大学同学张荃就对朱生豪说，要不你两结了婚再走，方便同行，互相照顾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别人会说闲话。

　　相识十年的两人，快到而立之年了，匆匆举行了婚礼，便准备去重庆。然而路上危险重重，很多路线都走不通了。时间耽搁越长，朱生豪的路费也越少。

　　他思来想去，觉得即便是去了重庆，还是要寄钱养留在上海的姑母表姐。再者，路上颠簸，去了重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再辗转别的地方过活，这样的日子肯定不利于翻译工作。

　　他最看重的就是翻译。他曾对宋清如说，“只有埋头在工作中，才感到多少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只有将自己整个的扔到莎翁的世界里，他才安心。

　　有证据表明，在《哈姆雷特》之后的《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中，莎士比亚的精神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他不再对人与事存有幻想。

　　《李尔王》等四部悲剧出世后，他正经历着精神极度紧张之后的疲倦。他已经全力以赴去探索了人性的多重变化。他的笔下，英雄除了高贵，还具备了人类特有的软弱、退缩等特质。

　　到最后，莎士比亚已经展现惊人而深邃的感情世界，他已经放弃了现实与日常。

　　这些能引起强烈的共鸣的情感就藏在莎翁的字里行间，朱生豪体弱、寡言、严谨，不可能感受不到。

　　所以，他才孤注一掷想要将莎翁喜剧全部译出。

　　在上海，两家人挤在一个楼里住着，物价飞涨，无工作的两人实在无法承受。不久，宋清如的母亲在常熟租了房子，一家人搬了过去。

　　在常熟，生活与伙食上全由母亲安排，两人不用费心。朱生豪一到租屋，就开始翻译。之前的译稿再次丢失，他又重头译，因为已经译过好几遍，所以进度也快了些，轻车熟路。

　　虽然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但毕竟常熟的生活还算平稳，他们一家人都隐姓埋名了，也算是个安慰。

　　过去收集整理名诗名句的习惯再次捡起，宋清如依然是他的抄录员。

　　春节后，一家人回到嘉兴。颠沛流离，翻译时所能用的工具书，只有牛津辞典和英汉四用辞典。宋清如看他整天匆忙，再加上他厌倦说话，夫妻两连一两句话都搭不上。

　　但她还是把他的付出记在心里。他曾让她帮忙翻译，她唯恐自己英语水平太低，破坏了原著，就没答应。如此，担子就全落在朱生豪身上。

　　他一个人拼着命地翻译，没有参考数据，没有高水平的翻译界朋友可以交流。

　　宋清如说，“信中，他对我有很多昵称，还有他自己花样繁多的署名。可以看出，他唯有与我作纸上谈时，才闪发出愉悦和放达。一旦与我直面相处，就变得默然缄口了，孤独古怪了。”

　　然而，这样一个回到现实中就让人“大跌眼镜”的朱生豪，宋清如还是嫁了。婚礼是匆忙中举行的，婚后生活是拮据。

　　他有稿费进账，但物价涨得快过收入，他的钱根本不值钱。宋清如没有抱怨，她选择去做老师，补贴家里开支。

　　紧接着朱生豪病了，腰痛、牙床炎等等纷至沓来，他拖着，只在工作上用功。最后，他拖出了结核病。

　　宋清如在一旁照顾，自责道，当时你腰痛牙痛，我应该有所应对的。但那时刚生完孩子，本来就体弱又忙着家务和孩子，是她的无知麻木让他落下病根。却丝毫不提为了节省他的精力，她揽下了同样艰巨的校稿工作。

　　死前他很不甘心，甚至说，早知道病来得这么快，拼着命也要译完。

　　莎翁盯着精神狂热的暴风雨写下了具有复杂人性本质的真英雄，宋清如何尝不是看透朱生豪这个英雄的内在?

　　情书，情话是说给别人听的，她收到了，似乎也不在意，逃难时怕累赘，还烧毁了一些。

　　她知道，书信里的他与沉默寡言的他，必须合在一起看，才能理解他这个人。

　　她反复承认，尽管多年来一直与他有交流——精神上，生活上——但她还是无法理解翻译压力的毁灭性力量。

　　朱生豪曾毫不遮掩地对她说，“翻译是最无意义的工作——到最后还不是自己的作品。”

　　谁说在思维战场上闯荡的英雄不是真英雄呢?

　　那里，始终是一个“带刺花园”，只有朱生豪这样的人才能获准进入。宋清如也写诗，她也曾打开带刺玫瑰编织的栅栏进去过，站在边上朝里望了一眼。

　　只这一眼，她就再没有退出过。

　　朱生豪32岁去世，这一年她33岁。

　　她继续做老师。

　　据说，40岁时曾与同校的男老师短暂交往并生下一个女儿。

　　但她不愿多提。

　　八十岁时，她依然在写诗。她写：

　　我愿意抖落浑身的尘埃

　　我愿意拔除斑斓的羽衣

　　我愿意抚平残余的梦痕

　　我愿意驱逐沉重的灵魂

　　没有叶没有根没有花朵

　　没有爱没有恨没有追求

　　能像轻烟一样无拘无束?

　　能像清风一样自由自在?

　　她始终是个神秘的女子。少年时，家里人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帮她订了一门亲。她以自己要读书为由，闹了一场，解除了婚约。

　　成年后，与人纸上恋爱十年，结婚两年，始终保存着两人的书信。

　　她话中波澜不惊，称它们只是书信。

　　但或许是真的幸福，才甘愿为之付出从不邀功请赏，相爱却从未张扬，却留下情书无数，供他人心驰神往。

　　她太过理智，把情书当作研究朱生豪的文献。

　　或许，这样的她并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她体验了浪漫背后的悲剧，她后悔自己没能再多帮帮他。

　　或许，只有真爱，才会觉得自己永远做得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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