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整整65个年头前的今天，芬兰，这个当时在中国鲜为人知、位于遥远北欧的小国，与刚刚成立一年零28天的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探秘新

整整65个年头前的今天，芬兰，这个当时在中国鲜为人知、位于遥远北欧的小国，与刚刚成立一年零28天的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探秘新中国与芬兰之间的早年交往，让人们不禁有久已钟情、相见恨晚的感觉。

一、在西方国家中第一批承认并与新中国正式建交

芬兰与其北欧邻国瑞典和丹麦一样，都是第一批承认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当时中国战时的盟友英国出于香港等在华实际利益考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于1950年1月6日承认新中国，挪威、丹麦、芬兰和瑞典则紧随其后，分别于1月7日、9日、13日和14日亦先后承认。后来英国因追随美国对华政策迟至1954年6月17日才与新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瑞典则于1950年5月9日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说起北欧国家对华建交的先后顺序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先说瑞典与丹麦这两个邻国。虽然丹麦承认新中国在先，建交却落在后面。据说当时两国驻上海的谈判代表同时启程乘火车来北京，但阴差阳错地丹麦还是让瑞典抢先一步。有一种说法是，也许是考虑到瑞典中立国的身份，而丹麦已加入北约，中方亦有意让瑞典捷足先登。

芬兰则有着自己曲折的故事。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芬兰当时在华并无外交代表，而是通过瑞典获悉了这一消息。当时的芬兰总理法盖霍姆于1950年1月13日即决定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但不知何故，芬兰外交部主管官员却将有关指示束之高阁，并未及时予以落实。直到几个月后当获悉瑞典和丹麦已于当年5月先后与新中国建交的消息时，芬兰政府才发现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当时的芬兰总统巴锡基维曾为此大为光火，严厉批评芬兰外交部误了大事。

二、唯一与新中国不经谈判即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

1950年6月，中国外交部接到瑞典驻华使馆通知，告知芬兰在华事务可由该馆代理。我外交部即通过我驻苏联使馆向芬方进行核实。9月中旬，芬兰驻苏联公使约见中国驻苏公使曾涌泉，表示芬政府希望尽快与新中国建交并派出使节。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上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屋再请客”的作法，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谈判建交时有3项原则：即该国是否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是否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支持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并通过谈判证明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考虑到芬兰当时还未加入联合国，且与蒋介石集团并无关系，周恩来总理兼外长指示，与芬兰建交可不经过谈判手续，即可交换使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经过中芬两国外交机构的多次沟通，1950年10月28日，双方就两国建交事宜正式达成协议，芬兰遂成为继瑞典、丹麦、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之后第五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芬双方商定，中方由当时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公使耿飚兼任驻芬兰公使，芬方则由芬在远东地区的唯一使节、驻印度公使瓦尔万尼兼任驻华公使。1951年2月10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从新德里来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国书。当时本拟由毛泽东主席接受国书，但当天因故安排了周恩来总理代接。周总理后来也成为芬兰人民最敬重的中国领导人之一。递交国书当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虽然芬方告已提前将芬兰国歌寄出，但中方并未收到。情急之中，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找来了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的《芬兰颂》，但瓦尔万尼公使没有同意，直到找出芬兰也可在国事典仪上使用的《波里进行曲》（porilaismarssi），这一难题才获解决。在亚欧大陆另一端，1951年3月31日，中国首任驻芬兰公使耿飚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芬兰总统巴锡基维递交国书。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北欧中小国家中除了瑞典，对外只相互交换公使级外交代表。直至1954年9月11日，中芬双方才将驻各自首都的公使馆正式升格为大使馆。

三、第一个与新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

早在建交之初，芬兰即表达了愿意与中国开展双边贸易的强烈愿望。当时中国正由于抗美援朝而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战略封锁，国内建设亟需大量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战略物资。芬兰则在苏联的支持和鼓励下，顶着压力，积极开展对华贸易，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中国人民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中芬贸易最早是通过中苏贸易开始的。1951年2月，瓦尔万尼公使在递交国书时就向周总理请教如何开启双边贸易。同年4月，耿飚公使在会见芬兰总理吉科宁时，吉也谈到斯大林支持芬方开展对华贸易。1952年，中国与苏联和芬兰首先签订了中芬苏三方贸易协议。1953年，中国与芬兰签订了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与其他北欧国家相比，芬兰此前几乎没有对华贸易的传统，双方可以从干净的桌面开始。中芬之间也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模式，既不同于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的贸易，也有别于其他北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即两国贸易通过双边清算账户进行年度结算，不必实时以货币结算。这种安排为两国后来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政治风波后唯一未中止双边合作的西方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后，许多西方国家纷纷中止对华合作，参与对华制裁，芬兰也再一次面临外交上的重大抉择。当时的芬兰外交掌门人科伊维斯托总统刚刚在前一年对华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谈中，在对中国各地特别是深圳特区进行的参访中，他得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的强烈印象。因此，当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北欧邻国一边倒地声讨中国、中止贷款和高访时，芬兰却显示出罕见的外交定力，与中国的交往一切如常。据当时刚刚派驻中国还未上任的芬兰驻华大使曼萨拉回忆，1989年9月底临行前他去晋见总统，问道，西方国家都在抵制中国的“十一”阅兵，他是否还要如期在中国国庆节前赴任？总统明确答复道，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不管，你照去。于是，曼萨拉大使专程在国庆节前到任并参加了国庆全部活动。曼萨拉大使在华一直待到1993年，后又任驻俄罗斯、德国大使，就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这是后话。在1989年11月芬兰高层讨论芬副总理兼外贸部长萨洛莱宁是否如期访华时，曼萨拉又问总统，西方抗议中国，取消了高官互访，萨还要去吗？总统答复说，既是双方商定好的访问就应该成行，去了要集中谈经贸合作。于是，萨洛莱宁成为西方国家在政治风波后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高官。科伊维斯托总统当时有两句名言，形象地说明了芬兰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是芬兰不参加大合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芬兰在国际上宁当医生而不当法官，为人袪病消灾而不去判决谁对谁错。

芬兰作为一个在东西方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的国家，从其坎坷的历史经历中得出了许多真知卓见，在历史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总能抓住机遇做出正确的抉择。如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芬积极响应列宁关于民族解放的号召，于当年12月6日宣布独立建国。再如在1944年秋，芬虽然为报1939年“冬战”割地赔款之仇曾在希特勒1941年进犯苏联时站错了队，却也能及时调转枪口，驱离纳粹，与苏联单独媾和。还有就是在1991年的那个多事之冬，芬兰抓住苏联解体后的有利时机，及时废除了战后一直束缚芬兰对外政策的《芬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代之以《芬俄两国关系基础条约》，为冷战后回归西方扫清了障碍。从大背景看，芬兰在建交后始终坚持对华合作并非偶然，而是其政治家具有长远眼光的政治智慧使然。

回顾以往，中国和芬兰携手共同走过了65年的风风雨雨。尽管国际环境和彼此国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国友好一直不变，双边关系历久弥坚，越走越近，充分印证了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当年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如果将中芬关系比作是婚姻，今年已是星彩蓝宝石婚，再过5年还将迎来钻石婚。相信随着世界大家庭的融合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向欧洲西北方向的延伸，中芬两国互尊互信互惠合作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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