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李世民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资治通鉴·唐纪九》)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春，随着两位统帅同时出击，大唐对东突厥的总攻战正式打响;这是李世民登基以来，唐王朝首次主动大规模对外用兵。

　　蛰伏了四年的大唐精兵，生动诠释了何谓“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兵锋所指，摧枯拉朽，突厥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仓皇逃往铁山;为了斩草除根，二月，李靖率精骑长途奔袭，借着大雾的掩护，一举端了突厥人老巢;南起阴山、北至大漠，原北方游牧民族的栖息地，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控下。

　　三月，周边的大小政权首领前往长安，请求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则在走投无路之下，被唐军俘虏后押送长安。

　　经过这一战，唐王朝的地缘政治优势正式确立，在其后的上百年中持续保持了对外的高强度压制。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大唐盛世，由此正式迈上了征程。

　　但此时的春和景明，往往意味着过去的冬日凛寒;为了这一天，李世民虽谈不上卧薪尝胆，但如他自己所言，曾经也不得不“卷甲韬戈，啖以金帛”(《资治通鉴·唐纪七》)。如同汉高祖刘邦曾经遭受过白登之耻，一代雄主唐太宗及其父亲李渊，以及全体中原军民，不久前都遭受了突厥人的羞辱。

　　东突厥，曾是唐高祖李渊的苦主

　　当初隋朝大乱之际，曾经顺从的突厥再度崛起，不仅将周边政权至于自己掌控之下，甚至成了中原争霸各股势力的幕后黑手。对于当时这一北方游牧强权，史书中曾这样描绘(《旧唐书》)：

　　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即使咱们的唐高祖李渊，起初太原起兵时，也是在突厥人的兵马支持下，才得以顺利占据长安。然而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其后他为此付出了金钱与尊严的双重代价：

　　随着唐高祖事业的蒸蒸日上，自认为有再生父母之功的突厥人贪求无厌、日益骄纵;一有不合心意，立即发兵袭扰。尤其在公元621-622年间，突厥多次南侵，唐军损兵折将;公元624年，李渊不堪其扰，甚至考虑向东边迁都。同年八月，颉利可汗“举国入寇”，而常年持续作战的唐军正值疲惫不堪、物资匮乏，朝廷人心惶惶。最终李世民出面与对方达成了和亲，才度过这一难关。

　　然而事情没这么容易了结，第二年七月，突厥十余万大军卷土重来，在朔州肆意掠夺，唐王朝并州道行军大总管张瑾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俘。李靖与李道宗奋力迎击，颉利可汗才请和而退。

　　公元626年六月，突厥再度入侵;在关于由谁带兵迎击的问题上，李氏兄弟的博弈，客观上催生了玄武门之变。在内忧外患、人伦惨剧的多重打击下，李渊心力交瘁，干脆把皇位直接传给了新任太子李世民，自己过起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太上皇日子。

　　不过新一任皇帝李世民，马上要面临突厥人的下马威。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便桥之盟，李世民忍辱负重

　　公元626年八月初，东突厥遣使请和。但听说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后，为了在权力交接之际趁火打劫，顺便给新任中原皇帝一个下马威、验验其成色，颉利可汗马上与侄子突利可汗(突厥小可汗，主管东边契丹、靺鞨等部)征发精骑十余万，挥师南下。唐军大将尉迟敬德虽在泾阳奋战、斩首上千，但寡不敌众，仍挡不住敌人的势头。

　　最终，突厥大军兵锋长驱直入，抵达距离长安仅40里的渭水便桥之北。此时长安城能调集的兵马仅有数万人，而且一时未能尽数集结。

　　大敌兵临城下，身后是退无可退的国都，当时李世民的处境，甚至比当初刘邦被围白登还要尴尬。

　　窘急时刻，李世民只身带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前往渭水，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撕毁之前的和亲之约;随后诸路唐军陆续赶到，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也“旌甲蔽野，军容甚盛”。

　　见到大唐君臣的这等气势，原本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颉利可汗经过斟酌，与李世民在便桥上杀白马为盟，接收大量财物后引兵而退。唐太宗上任后的首次危机，有惊无险被化解。(也称“渭水之盟”)

　　敌人虽退，但唐王朝的尊严无疑受到了折辱。其后朝廷元老萧瑀等人就请教李世民，为何不趁将士们蓄势待发之际，与突厥人杀个痛快?

　　对此，李世民给出了解释：

　　其一，自己亲临渭水，一是要以疑兵之计震住对方，二是要在阵前一察虚实。经过他的分析，“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也就是说，与突厥人开战，并不是唯一选项;

　　其二，为何不趁对方决心未定时主动出击呢?

　　首先，“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自己刚刚即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况且大唐久经战火，官民疲敝，急需休养生息;

　　其次，若真的开打，唐军虽能依靠主场之利获胜，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还会与突厥接下梁子，对方携马匹之利来去如风，中原则从此永无宁日。

　　所以最佳的应对方式是“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志得意满的突厥人自然会降低戒备。其后大唐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时，给他们以致命一击(《资治通鉴·唐纪七》)：

　　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团结一心、励精图治，贞观初年，大唐生机勃勃

　　但要休养生息，其实并不容易：

　　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人口由隋炀帝年间的890万户锐减至300余万户;

　　李世民即位时，大的战争虽不再爆发，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

　　自然灾害不断，公元627年，洪灾引发关中大饥荒，米价暴涨;公元628年，蝗灾、大旱一同肆虐;公元629年，洪水再度来袭。天灾接踵而至，饥寒交迫的百姓甚至不得卖儿卖女换取食物。

　　这样的场景何其眼熟：隋炀帝在位时，正是因为远征高句丽引发的后勤灾难，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一度富强到令人瞠目的隋王朝因此轰然崩溃。况且，此时大唐的国力，根本与隋朝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如果不能度过这些难关，别提灭突厥的雄心，就连唐王朝内部，都有可能爆发摧毁性的危机。可以这么说，几乎从即位之初，李世民就无异于身处寒冬之中。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君主：

　　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公元626年，在谈到为何各地多盗贼时，李世民认为：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民之所以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谁还会做良民?因此，若要治民，先正自身，唐太宗不依靠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任人以才。身在帝王的位置上，对于权力的绝对支配，总会吸引到一大批趋炎附势之徒投其所好;但李世民坚持“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前任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魏征，常年致力于挑刺，以至于时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赈灾不遗余力。洪、蝗、旱灾，体现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肚子问题。为了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除了及时免除灾区的赋税徭役外，唐朝廷一手积极开仓放粮，一手组织百姓前往其他地区就食;同时，对于那些卖儿卖女的家庭，由官方出钱将这些儿童赎回，并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因此，虽然连年灾难，当时的大唐上下仍团结一心，社会空前稳定。

　　忘战必危，加强练兵。李世民出身军旅，身居皇宫之后，仍时常组织数百名将士在显德殿的庭院中练习射击，并且亲自考核，视实际表现予以奖惩。对于以不安全为由进行劝谏的官员，李世民表示：

　　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

　　可见他随时惦记着突厥人。就这样，李世民即使待在皇宫中，也训练出了大量的精锐将士。皇帝如此尚武，民间的风气自然随之强悍。在这几年中，大唐一边休养，一边积蓄实力;而老对手突厥，可就没这么争气。

　　突厥倒行逆施，大唐如愿“养威伺衅”

　　便桥之盟后，在武力上抢不到便宜、从和亲上获得小利的颉利可汗，从此愈发志得意满。作为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制度上本就落后于中原，为了便于管理，他专信汉人赵德言，对其委以重任;后者则作威作福，政令繁苛，突厥人怨声载道。

　　巧的是，在中原面临各种自然灾害时，草原也遭遇了大雪灾，史称“平地数尺”，大量牛羊马死亡，突厥百姓同样迎来了大饥荒。但与李世民勤俭治国、竭力赈灾不同，颉利可汗仍旧骄奢、横征暴敛，导致治下的各部落人心涣散，原本依附于突厥的敕勒诸部，如薛延陀、回纥等纷纷自立门户，并与突厥多次爆发冲突。

　　得知突厥日渐削弱，但李世民仍未动手：“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决定待其背信弃义时，再行征讨。

　　公元628年，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翻脸，突厥空前内乱;同时，原北方军阀梁师都依附于突厥人，一直占据朔方与唐军抗衡。这一年，李世民派遣柴绍、薛万均击败突厥，进围朔方，并最终收复了这一地区。

　　其后，困顿的突厥人再次入侵，而大唐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公元629年秋，李世民以突厥人包庇梁师都、兴兵入寇为由，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协调张公瑾、李世勣、柴绍、薛万彻、李道宗等一众名臣，各军分道出击，誓要将这个北方的巨大隐患一举击灭。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公元630年的春天，各军密切协同、布下天罗地网后，李靖一剑封喉，将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灭国。这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千百年对抗史上，首次取得如此酣畅淋漓的胜利。从这一刻开始，直至安史之乱前，主动出击、将外敌消灭在萌芽之中，就成了大唐的对外一贯国策;封建历史上，最尚武、铁血，文治武功全面辉煌的大唐盛世随之诞生;中华文明从未得到如此安全的保障，并得以向周边强势扩张。

　　而这一切，与当初大唐君臣在渭水之畔的审时度势、能进能退密不可分。穷兵黩武不是能耐，韬光养晦才是智慧;任何的雄才大略，都要建立在百姓安定、政治和谐之上。未经冬日凛寒，何来春和景明?忍得了外敌的轻视，才能迎来伟大的振兴。以史为镜，时至今日，我们的祖先在贞观初期的奋进史，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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