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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时代两千多年下来，皇帝很多，高寿的却不多。高寿的不多，在位时间长还有所成就的就更少。可也正因为这种稀少，真正的“老皇帝”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离我们近些的康熙和乾隆帝是这样，离我们已经很远的汉武帝也是这样。

　　一、声名远扬的千古一帝

　　毫无疑问，汉武帝是我们许多人最熟悉的封建帝王之一。无论是更加私人化的“金屋藏娇”和“巫蛊之祸”，还是深刻影响国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用霍去病、霍光，汉武帝的名字都因他的种种作为出现在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的书籍和谈话之中。

　　孙中山曾将汉武帝与入选世界百大著名人物的秦始皇、让整个亚洲和欧洲都为之颤抖的元太祖和左右十九世纪政治风云的拿破仑相提并论，说汉武帝是：“不言武功，又有千年之志”。那么汉武帝除了我们熟知的文化政策和军事决策，还有什么“非武功”的千古之策呢?

　　二、汉武帝留下的财政政策

　　我们常说汉武帝时期是大汉盛世，国家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巅峰。但堂堂汉武帝，其实也曾有过“口袋空空”的窘迫时期。

　　自辛苦推翻大秦之后，为避免重蹈亡秦覆辙，西汉推行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宽松国策。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国家迎来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这也被视作是武帝盛世的良好基础。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好局势，在传到汉武帝手上时，被武帝发现情况好像并不是表面所展现的那样。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只要是在没有天灾的年份，大汉的国库充盈得栓钱的绳子都会绷断。但贾谊 、晁错等也揭露，一旦发生水旱等天灾，卖爵、卖田，甚至卖子的民众自救举措屡禁不止，“应接不暇”。而面对这样的人间炼狱，汉武帝曾想开库救灾，却发现国库因为长期的轻徭薄赋而并无“几两”银钱。

　　同时，汉武帝还发现，大汉虽然是以自己为帝，但国家并非全然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中。虽然文景二帝已因七国之乱而对诸侯王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手段，但在汉武帝即位初期诸侯的势力依然强大。一批富豪，也利用自身占有的资源进一扩大自己的势力。且在帝国的北方和南方，匈奴和百越也在威胁着大汉的统治……于是这一切问题汇总再汇总，汉武帝总结出的当务之急就还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大汉从“无为”到“有为”的转变，在现实的催促下终于提上日程。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统一货币，禁止私自铸钱;其二，调整税收，增加对商人的税收;其三，执盐铁酒官营。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发生大规模灾疫时，汉武帝还推行了“异地搬迁”，向诸侯和富人征收额外税款等措施。

　　三、汉武帝留下的监察政策

　　除了真正支撑武帝盛世的财政政策，汉武帝还留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监察政策。为有效地加强中央统治，汉武帝对西汉初期的监察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一套完整高效的监察体系。

　　汉武帝的监察体系包括四部分：中央监察、地方监察、军队监察和临时性监察。前两者，还分别细化为御史监察、丞相监察、中朝监察、司隶校尉监察和刺史监察、郡对属县的监察。

　　就监察机构而言，汉武帝时的机构无疑是较为多样化和完善的。彼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常设到临时，汉武帝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监察机构。这既奠定了监察的常态化基础，又留有余地，为突发、偶发情况做好了准备。

　　就监察官员职权而言，武帝开创了监察官员位低权重的历史。比如我们熟悉的刺史，在当时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但监督的却是俸禄高达两千石的太守。要知道，汉宣帝曾称“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指太守)乎”。

　　就监察权和监察方式而言，武帝还实现了监察制衡和形式灵活多样。前文提到，在中央监察中武帝进行了进一步划分。而这些细分的监察单位，在同属帝王领导的前提下又相互监督，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制衡。同时，除了常规监察，临时监察还有官员代为监察和帝王亲巡等形式。这进一步发挥出来监察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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