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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233年九月，蒙古大军兵围金国小朝廷最后的驻地——蔡州，蒙古军统帅塔察尔率军亲自进攻，却被金军挫败，蒙古军士气大损。无奈之下，塔察尔只能率军将蔡州城团团围困，企图将金哀宗君臣困死于蔡州。

　　不久，围困蔡州的蒙古军粮草不济，加上蒙古大军主力分散在各地镇压金军残部，在请示蒙古大汗窝阔台后，塔察尔遣使以蒙古帝国的名义向南宋求援，发出了联合灭金的邀请。

　　此时，金国的覆灭已成定局，南宋方面早已有了出兵北上与蒙古抢夺金国最后资源的想法，但是苦于师出无名，虽然蒙古特使的到来，解决了这一问题。不过，北宋“海上之盟”的教训历历在目，南宋君臣并没有就蒙古、金国的关系达成一致的意见，宋蒙联盟将会再一次被搁置。就在这个时候，早已卧病在床，把持朝政的权臣史弥远突然拍板决定——联蒙灭金，旋即从京湖制置司抽调大军，由宿将孟宗政之子孟珙携三十万石粮草，统率两万精兵参与蔡州之战。

　　同年十一月初五，孟珙击败金军大将武仙，率军抵达蔡州，与塔察尔率领的蒙古军一并围困蔡州城。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苦战后，孟珙亲率大军于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攻入蔡州城，随即接应蒙古大军入城，宋蒙联军与金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不久，金哀宗见大势已去，便传位金末帝完颜承麟后自缢而死，仅一个时辰后，金末帝完颜承麟战死，金国覆灭。

　　随着金国的覆灭，宋蒙两国的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

　　为了避免两国关系恶化，进而发生战争，南宋方面将权臣史弥远生前制定的作战部署坚决的执行下去——孟珙在抢夺了金哀宗遗体以及象征皇权的印玺、仪仗之后，便率军南撤;蒙古大汗窝阔台也以天气转热、粮草不济为由，命塔察尔所部主力撤回河北(黄河以北，下同)，仅仅只是让塔察尔与速不台分别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作为机动部队留守河南(黄河以南，下同)。随着宋蒙两军地先后撤退，河南地区成为了一片几无设防的无人占领区。

　　刚刚亲政的宋理宗正想一展拳脚，做出一番大事业，便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将部署于荆襄一线的京湖军推进到了信阳、唐州、邓州一线。

　　就在此时，作为宋理宗亲政后提拔的亲信，时任淮东制置使、沿江制置副使的赵葵、赵范兄弟提出了北伐河南，收复故都的建议。

　　他们主张“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即以川渝防线、京湖防线以及两淮防线的宋军主力北上河南，重新构筑那条金国赖以抵抗蒙古二十余年的“潼关——黄河防线”。

　　很多人可能对于这条防线不太了解，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

　　金国末年，金军于野狐岭之战中惨败，卫绍王完颜永济又因赏罚不明而被权臣胡沙虎杀害，金宣宗即位后，又发动了“贞佑南迁”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金国几无能战之兵。可就是靠着这条“潼关——黄河防线”，金国慢慢在河南站住了脚跟，若非拖雷强行“借道”南宋，进攻金国后方，使得金国疲于奔命，蒙古与金国的战事或许还能继续僵持下去。

　　宋理宗于十九岁登基，却在二十九岁才得以亲政，这期间的十年都生活在史弥远的阴影之下，天下只知“史相”，而不知“理宗”，这样的帝王生活早已刺痛了宋理宗。在亲政之后，宋理宗急于做出成绩，想要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能力，于是便有了那场“端平入洛”的发生。

　　宋理宗在战前曾询问满朝文武大臣意见，参知政事乔行简以“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六问宋理宗，名士真德秀则是不屑地说道：“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坐镇川渝防线的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坐镇京湖防线的京湖制置使史弥远更是一度提出宁可抗旨，也绝不出兵，徒增伤亡。就连赵葵、赵范兄弟麾下的两淮军，也对于这场军事行动不抱有任何希望。

　　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宋理宗仍旧下旨北伐中原，命赵葵率六万两淮军主力北上河南，收复“三京”，距关守河。

　　接到命令后的赵葵也傻了眼，他最初制定的计划是至少要出动十五万大军，还必须是川渝、京湖、两淮三道防线上面的百战雄师，由荆襄地区出兵，这样才能确保这场军事行动万无一失，而不是仅仅出动两淮军，更不是从两淮地区出兵，劳师远征!

　　结果，因两淮军战线过长，导致了粮草不济，而后赵葵又轻敌冒进，以至于两淮军精锐在洛阳损失殆尽，赵葵连忙率军南撤。在南撤途中，赵葵又举措失当，导致后军溃散，全军粮草辎重全部留在了河南，史称“端平入洛”。

　　次年，蒙古以此为借口，拉开了宋蒙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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