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拘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企图发动武装暴乱。于是，清除“四人帮”余孽，解除上海的“第二武装”，成为党中央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军上将苏振华临危受命，秘密进驻上海。

　　苏、倪、彭三人临危受命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4省市和南京、武汉、济南3军区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批打招呼会议，上海市参加的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和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出席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

　　与会人员对中央除掉“四害”的果断措施表示完全拥护。只有马天水如闻晴天霹雳，竟斗胆提出：4位领导是不是篡党夺权?为什么一定要抓起来隔离审查?甚至还要求见见他们，希望中央宽大处理他们……他回到住地后，竟还愤愤不平地上书中央，表示对解决“四人帮”强烈不满，指责中央是“搞突然袭击”、“宫廷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

　　对中央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上海发生武装暴乱。“四人帮”搞武装叛乱并不是危言耸听。早在1975年8月，“四人帮”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就曾在上海多次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安插亲信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当头头，使民兵成了名副其实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在发出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武装暴乱，彻底粉碎“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中央政治局作出立即派出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重要决定。谁能担此重任?早已胸有成竹的叶剑英元帅举荐说:“要派一位无论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同志堪当此任。他资格老，被林彪、‘四人帮’整得很惨，而且他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工作起来有方便条件。苏振华同志去上海，我看最合适。”

　　叶帅的提议得到陈锡联、李先念、华国锋等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同。最后形成了决议，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并要求工作组尽早出发。

　　形势严峻 苏振华秘密进驻上海

　　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上海，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长期受“四人帮”及其余党压制的人民群众连日自发走向街头，热烈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要求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滔天罪行。

　　但另一方面，形势仍十分严峻。“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乘机拉队伍，搞串联，试图东山再起。不少流氓、地痞混在群众队伍中搞打砸抢，企图制造混乱。特别是马、徐、王返沪后，借机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于10月15日、19日连续两次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话中有软有硬，宣称由于群众的自发活动使市委机构已经瘫痪，表示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流露出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动向，企图以此扭转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把他们发出的两个电话记录转交给了当时正整装待发的工作组。苏振华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给中央出难题，施加压力，试图搞所谓“合法斗争”的阴谋。建议中央办公厅答复马、徐、王3人，要他们不得挑起群众斗群众，更不得使用武力镇压群众。10月20日深夜，由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告知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已经到达上海。这时，马天水才醒悟：上海警备处所报“天黑时北京来了一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原来那是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这一通知让马、徐、王3人顿时如五雷轰顶。

　　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震慑顽固分子

　　为防不测，苏振华特地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请到了上海，随行人员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张挺。苏振华对他们说，鉴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贼心不死，所发枪支尚未完全收回，动用武力的险情依然存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在苏、浙一线，部队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抽调人员进驻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苏振华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少数几个人必须悬崖勒马，立即停止任何非法活动。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以强大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同时调动部队严加防范，迫使他们的走卒闻之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锦江饭店亲自坐阵，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规定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张敬标、冯国柱等人必须参加，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马、徐、王3人能瞒则瞒，能推则推，准备继续负隅顽抗。

　　苏振华果断决定采取组织措施，将参与武装叛乱拒不交代、民愤极大的原上海市委7个常委交上海警备区监护，实行隔离审查;对有所交代，但罪行深重的陈阿大等6人送回原单位监护，专案审查。“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核心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

　　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材料有三分之一是上海提供的。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同志曾说：“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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