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关露之手。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在她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写得也不错。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然而，1939年香港之行与潘汉年的一夜长谈，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

　　从才女变成“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究竟什么导致她发生如此大变化?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

　　“有人说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是中共秘密党员。由于这层社会关系，关露接近了中共组织。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帮助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是潘汉年。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他们与关露交谈长达十几个小时。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她最终受命而去，风萧萧地起航。事后证明，她的人生比她自己想象的还要惨烈。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再加上恩人姐姐的身份，她很快赢得了李士群夫妇的好感。

　　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左联负责人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蒋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她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这位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在风云莫测的年月，他不想让自己陷入绝境，希望和共产党暗中有些联络，做点好事，为自己留条后路。

　　1941年，在关露暗中联络下，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工资微薄，寒冬买不起木炭

　　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哭过之后，她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等人，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组织安排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顺边打听情况。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很犹豫，她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大会上，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间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来源：青年周末)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决定”还撤销了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遗嘱

　　关露唯一的亲人是妹妹胡绣枫一家。

　　胡绣枫和“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曾是复旦同学，并且有恩于叶吉卿，中共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当时恰巧另有任务，于是1939年秋，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多年后，胡绣枫告诉《关露传》的作者柯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这个故事在这个家庭中从不被谈起。关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关露的遗嘱。遗嘱立于1975年关露出狱之后。“我自己没有儿女，只有三个外甥女儿，名叫李康将、李妙庄、李稻川。我生病时和生活上遇有困难时，她们都给我各方面的照顾。因此，我也把她们当成我自己的女儿。……如果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我的生活资料、香山东宫村2号房屋等都归我的三个外甥女儿所有。”

　　香山东宫2号是关露1975年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这是一座带小院的平房，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遍植绿树香花。写作饿了，关露就端个凳子站在枣树下，现摘现吃。

　　1978年深秋，关露的老朋友去香山，还能看见她在跑步，“身体轻健而匀称”，虽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节的一次中风夺走了她的健康。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文化部终于借了一间宿舍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另生一只煤炉。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两张折叠床，一张是关露的，一张是保姆的。

　　写作的希望成为泡影

　　关露搬来后不久，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萧阳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很可怜，“连保姆都欺负她”，就打抱不平来了。

　　她首先张罗替关露换了个保姆。新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实温和，关露很满意。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萧阳和小金推着轮椅带关露去协和医院看病，但没查出病因。萧阳还托人找来一位大夫帮关露按摩了一段时间。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是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已退休的陈慧芝愿意来陪伴关露，帮她整理回忆录。关露十分高兴，“迫不及待”要她搬进来，一天都不能等。

　　陈慧芝自带生活费住了过来，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还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

　　关露出狱后，关系转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费，直到平反后才发全工资。给她定的是文艺11级，当时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艺3级。

　　关露出狱时补发了1万多块钱工资。她给了李康将2000块，并且到处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钢琴。这架钢琴其实音不准，从来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李康将家的客厅里。关露还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家1000块。

　　有时候，陈慧芝的女儿姚光光也来看母亲和“五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五姨”给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别“静”，说话慢声细语，老喊疼。她记得有一次关露让她帮忙买一块泡泡纱做短袖衫，还让她替自己也买一块，说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还给关露买了一个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关露很高兴，把娃娃放在枕头边，替娃娃盖上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永别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陈慧芝是每周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儿家，关露一定早已选择了这个时机。她不动声色，只待回忆录完工。姚光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叹，一点预兆都没有，看来到底是做过地下工作的。

　　这一天，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

　　关露告诉陈慧芝，说明天有老同学会来看她，开车来，还带保姆，可以给他们做饭，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陈慧芝提议她再跟老同学打电话确认下，关露坚持不用，说已经约定了。“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下午，陈慧芝看关露精神不错，便提议把回忆录念给她听，看看需不需要修改。这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李士群，题目叫《我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

　　关露说:“好，你念我听，把稿子定下来，再抄一份给梅益同志。他看完还要转给夏衍同志看看，再给上海市委寄去。”

　　关露几次给梅益打电话，说有事托他帮忙。两天前的12月2日，梅益来了。关露告诉他自己在写回忆潘汉年的文章，还有关于李士群的材料，整理好后就给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关露床头的塑料娃娃，感叹写作对于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仅因为病痛，还因为没有桌子”。

　　多年后，这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将和李稻川都记得，这一天极冷。

　　她们接到电话分别打车赶到朝内203号时，天已经黑了。屋里只有关露一个人，身体还是温热的。

　　是回家后的小金首先发现关露出事的。

　　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关露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李稻川的感觉是难以置信，从没听过关露抱怨过一句。他们不相信是自杀，报了警。公安机关调查后的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关露。

　　柯兴写《关露传》时，在领导支持下查了很多内部档案。他在书中披露，信封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关露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照片上的人就是王炳南，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关露曾经的恋人。

　　这张照片李稻川是非常熟悉的。早在抗战时，她就认识王炳南了。那时，她家住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对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来，连小孩子都知道他是来打听关露消息的。王炳南是个“老陕”，高个子，小寸头，穿一身黑中山装，很利索。

　　那时王炳南刚和德国妻子安娜分手，关露也有过一次短暂婚姻。和王炳南恋爱，是关露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李稻川是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在关露的小屋中见过王炳南这张照片的。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

　　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王炳南说了这段往事。王炳南还说，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简单地举行了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因为是自杀，没有致悼词。王炳南默默地参加了仪式，并向关露遗像深深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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