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的著名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也是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17年夏，他考进了北京铁路管理学院。1919年“五四”运动中，成为该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从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毕业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1年与沈雁冰等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他还先后参与编辑了《闽潮》，《新社会》，《文学旬刊》等刊物。1931年后、历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致力学术研究，并主编《世界文库》。抗日战争期间留居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理事会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逝世。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译著有《新月集》、《飞鸟集》等。另有《郑振铎文集》。郑振铎一生不仅著述丰富，他发表的大量译作、译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1、郑振铎的主要译作及其影响：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一生翻译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下面我们分类讨论他的作品。

　　⑴郑振铎译介的俄国文学。郑振铎最早在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可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在“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⑵郑振铎翻译的印度文学。郑振铎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1922年10月，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郑振铎是最主要的译者。冰心读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后，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1925年8月，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⑶郑振铎译介的希腊和罗马文学。郑振铎也很早就对希腊、罗马文学有所介绍了。1929年，出版了《恋爱的故事》。后来，又译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一九三五年以《希腊神话》为书名出版，篇幅为前一本书的三、四倍。解放后，他在《希腊神话》再版本中，还运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代神话的著名论述来分析希腊神话，给予永久吸引力，赋予这两本译著以新的意义。

　　⑷郑振铎翻译的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体裁广泛。

　　总之，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等，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郑振铎的翻译观：

　　在翻译理论方面，郑振铎的贡献主要是他在二十年代的翻译理论建树和一生对翻译的提倡建议之功。作为一名诗人、散文家和知名学者，他对我国当时的文化思想状况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翻译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他关于翻译的一些主要见解。

　　⑴“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⑵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⑶翻译的三原则：

　　郑振铎重视翻译的质量，在关于翻译的艺术、方法和原则上，他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二、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三、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关于第一条原则，他认为是翻译的第一要义，但他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至于第二条原则，他认为应该在“忠实”(信)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对于第三条原则，郑振铎认为，“良好的译者应贵得于中道，忠实而不失于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他对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翻译必须讲求“忠实”。二、强调贵得“中道”，防止走入“死译”与“放纵”两个极端。(郑振铎《译学书三个问题》，1921)

　　关于严复的“信、雅、达”三字理论，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假如将原文割裂以牵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郑振铎，《世界文库》编例，1935)。他的这些翻译论述是十分精当的，在当时也是具有开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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