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变法运动冲破重重阻力，破茧而出。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及积极运作之下，至9月21日，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

　　光绪皇帝中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右、梁启超左。

　　这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与仇视，而这直接导致了所颁各道诏令除湖南外，均难以得到地方督抚的真心施行。

　　8月，在袁世凯给徐世昌的一封信函中提到：“内廷政令甚糟。”

　　另外，在政变前一日袁世凯面见光绪帝时，亦表达了对于维新派的看法：

　　“至新近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

　　表面上看，袁世凯对于维新派给予了一种中肯的评价，但实际上则是表达了对光绪帝特恩超擢维新派成员的极大的不满。

　　慈禧太后表面上还政于光绪帝，实际上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分子防备心甚重。在变法诏书颁布前不久，召王文韶迅速来京顶替荣禄的军机大臣之位，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荣禄暂署，并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将其所辖新建陆军交由直隶总督荣禄节制。

　　一直以来，直隶可说是京畿门户。荣禄掌握了北洋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所部六七万的兵力，光绪帝即使有再大的举动，自然也不可能脱离慈禧的掌控。纵观中国历史，兵权为各种实权之首，谁掌握了兵权，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切。慈禧太后将其亲信放于这样一个重兵在握的位置上，帝后两派势力的较量结果已见分晓。

　　8月，光绪帝超擢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军纪章京，时称军机四卿。9月，光绪帝又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气这一系列意欲架空军机处几位亲近慈禧太后守旧的大臣做法与想法，成为了最终触怒慈禧太后的火药。

　　京城一时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之说四起。其实，维新派人士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掌握兵权的重要性，也并非没有看到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架子。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曾说过：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警觉气。

　　这时，康有为想到了曾给予维新派大力支持的袁世凯。认为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由于维新派的倚重和大力推荐，袁世凯于14日奉召入京。而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当天便破格提升袁世凯为兵部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

　　第二天早上，袁世凯为谢恩再次见到光绪帝时，光绪帝便对其说了一句具有深意的话：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一系列的举动透露出了光绪帝与维新派对于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所寄予的希望。而这也成为了变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站在袁世凯的角度上，这一次的恩遇，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

　　十几年的宦海沉浮，让袁世凯意识到他已经被动的被推进了帝后两派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无法置身事外。事已至此，站好队则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到达北京的当晚，袁世凯便邀其盟兄、密友徐世昌到其寓所法华寺商讨对策。徐世昌在其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慰亭到京，住法华寺，往看天晚，遂留宿。

　　两人的谈话内容暂无史料可考，但可以想见，徐世昌必定将近日帝后两派的斗争情况告知袁，而两人商谈过程中，也会对光绪帝召见袁的目的有所猜测。

　　17日晚，徐氏再次留宿法华寺，对于光绪帝给予袁的破格提拔的状况商议对策。徐氏认为：

　　“帝虽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两人权衡两派实力对比做出了舍义取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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