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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孔子的思想带有中庸调和的色彩，那么被董仲舒披上神秘色彩的儒家思想，走上了极端化。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炉的，或许他已经意识到董儒思想的禁锢作用。

　　政权的稳固源于经济基础的稳固，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强调，经济权益必须由国家统一掌握。认为国家财利流失，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不肯效死。个人太富有，利禄就驱使不动;太贫穷，刑罚就威慑不住。管仲的思想初露限制民间商品经济，国家垄断利润之端倪，以至于在其执政期间连娼妓，都由国家经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崇本抑末”直白地讲就是“重农抑商”，本末枝干自有轻重，为何又要崇抑呢?正如有的树木需要剪枝确保树体壮固，避免树木疯长难以成材一样，重农抑商是站在专制统治者的角度，为了政权的稳固而采取的治本之策。

　　重农抑商的始作俑者应当是战国时期在秦推行变法的商鞅，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由于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战争十分频繁，农业人口流失严重，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商鞅经过一系列变法，促进了秦国快速崛起，为后来秦的“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

　　如果说商鞅“重农抑商”是为了以农养战而采取的经济战略，那么，韩非则把它上升为专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愚民政策，把“工商之民”看作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即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们从思想上不愿再从事这一行当。

　　由于韩非“攻一点而不及其余”的策论，极具蛊惑性迎合了专制者的心理，以至于秦王采纳其主张将“贾人”当做贱民进行戍边，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提到的，被迁徙的六国旧工商业集团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等，都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这一政策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延续，而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正是在这一氛围下形成的，这一思想被看做专制政权的隐患，为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

　　中国的面积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大体相当，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认识所及的范围纳入自己的版图，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

　　最为典型的是把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并从中课取赋税来维系政权的运转，除非自身的腐败和重大自然灾害，让人们无法生活下去而导致改朝换代，但新的王朝又会延续“大一统”的政策，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而欧洲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教会对社会精英的实际控制，造成的君主与贵族集团的互相制约，造成的权力分散，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一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很多互相为敌但又难以兼并的国家。

　　这就使国家产生了对商人的依赖而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如果对商人的压榨过于苛刻，商人就会投入敌对国家的怀抱。

　　只因为如此，世界近代第一波经济稳健增长出现在欧洲，催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专治国家强调的是对人身和思想的束缚和控制，如果仅靠思想和政治的手段，就会形成明显的暴政而被推翻，必须辅以经济手段，限制私人财富的增加。

　　因为私人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特别是思想的解放，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就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径，它会让人们不得不终日劳作，而维持生命的延续，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被奴役，以及怎样摆脱奴役的现实问题。

　　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优秀的文化成果，都是在那些摆脱了衣食之忧的劳动者中产生的，并且从其产生之初就被看作“奇技淫巧”的末业而遭到限制，甚至被转化为供人们赏玩和思想禁锢的工具。反观这些文明成果传到欧洲国家，直接促进了经济军事事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改变了东西方经济实力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

　　自然经济以其“自给自足”的特性，构架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但其内敛自守的一面也随之放大，就统治者来讲，认为万物皆备于我而妄自尊大缺乏世界眼光，错失了与世界潮流齐头并进的佳时机。

　　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虽然我国的商业、手工业起步并不晚，但受“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工商业始终被束缚在封建政权的肌体上，而失去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中国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难以发挥作用，而不被人们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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