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事变后，蒋介石就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囚禁起来。此后，张学良一生失去自由，杨虎城则于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

　　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总理一直把张、杨两位将军的事放在心上。除了多次呼吁蒋介石政府释放两位将军之外，他还对两位将军的家人关怀备至。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就曾多次得到周总理的关心照顾，令他感激至深。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决议，向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

　　由于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党中央驻南京的代表团工作即将结束。周恩来于1946年11月16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内战罪行，并于19日返回延安。

　　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一个纪念大会，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由周恩来讲演。

　　周恩来让有关人员通知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参加大会，并作大会发言。杨拯民那时在鄜县茶房镇洛川特委工作，接到电话以后连夜赶到延安，并准备讲话稿。

　　第二天上午，会议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个美国记者。开会前，杨拯民在礼堂的第一排座位上见到了周恩来。

　　寒暄之后，周恩来对杨拯民说：“你今天要狠狠地骂他一顿，我的讲话还得有个分寸。”周恩来在说话时表情非常严肃，非常气愤。

　　杨拯民用力点了点头说：“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放。稿子请西北局看过了，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

　　于是周恩来接过杨拯民的讲稿，看了一遍，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将稿子交还给杨拯民说：“行了，没有什么大的修改，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致词完毕，周恩来上台讲演，他用激愤的语调，揭露蒋介石的种种伪装，谴责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怒斥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讲得有理、有力，处处击中反动派的要害。

　　周恩来讲演结束后，会场上爆发了一阵斥责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强烈怒吼声。

　　右为杨虎城长子杨拯民

　　此后杨拯民上台讲话，把蒋介石痛骂了一顿，将十年来一直憋在他胸中的怒气尽情释放出来。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找到杨拯民问了杨拯民最近的工作情形，当他知道了杨拯民昨天赶了150里路到延安，就对杨拯民说：“你下午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上到广播电台去再骂他一顿。”

　　他还指示杨拯民要把讲稿压缩到20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帮杨拯民改一下稿子。

　　由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这次大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9年末，杨拯民回到西安，不久就听到了重庆解放和其父杨虎城将军遇难的消息。杨拯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当即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的残暴。”同时总理还关照一路有关单位予以支持。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张学良四弟张学思将军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分别给杨拯民及家人致唁电。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大殓之后，于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举行盛大的追悼会，以后从重庆到西安沿路各地又举行了多次公祭，使全国人民更加激起了对蒋匪帮的仇恨。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安排了招待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有关的东北、西北方面的知名人士共二十余人到会。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都参加了。

　　席间，周恩来讲话，表达了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

　　张学思因当时台湾发表了经国民党反动派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情绪异常激动，在给总理敬酒时竟泣不成声，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

　　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杨拯民听了总理的话，心情非常激动，克制了一下自内心的激动和感激之情，对总理说：“多少年来我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但有一件事总不甘心，请总理考虑。”

　　周恩来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杨拯民说：“关于“西安事变”的真象，到现在还众说纷纭。为了批驳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我们应当把“西安事变”的真象整理出材料来。现在不抓紧，过若干年有些人就不在了，就不好搞了。”

　　这个提议一说出来，马上得到当场东北、西北的人士的赞同。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最好由三方有关人士组织一个小组把它搞出来。”他当即指派统战部长组织这一工作。张学思因伤感过度，未能终席，到休息室去休息。散席后，总理专门去看望他，安慰备至。最后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告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Tags：周恩来   西安事变   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