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昆(1902～?)湖南平江人。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4 军第31 团连长、第2纵队第5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12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34师师长，红4军第11师师长、军长，红1军团第10、第3师师长，闽赣军区第21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8军团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第23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

　　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115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细究起来，说他怕死怕苦都有点根据不足，因为官至八路军师参谋长，战死的可能已经不大了(左权的牺牲是例外)，生活也不会太差，可能就是不想再干下去，弄点钱回家日子算了。这一级别的干部在非险恶的环境中开小差，我军军史中似乎只有周昆一位。对比红军初创时的职务和八路军中的职务，周昆应该属于能力很强且有头脑的一类人。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周昆潜逃后，第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负责，行使参谋长的权责。

　　周昆携三万元钱潜逃了，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离队，在中共和八路军中，尚属首次。当时师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此消息报告师长林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师长，更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虽未象徐海东听说张绍东出逃而为之吐血，但这件事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常常一个人独自去散步，思考这个周昆为什么会出逃呢?

　　对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种说法。

　　其一，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六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费应该领至1940年底)一笔经费六万元。会后，周昆携三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中共建政后组织上对他做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它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王秉璋的回忆录)

　　其二，此说传来比较简单，周昆在参加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孔祥熙开给他一张三万元支票，他是带着这三万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十万元军费，周昆自己取了三万元，将剩余的七万元让警卫员带回师部，这一说与上基本相同，只是数字的差异。

　　

　　这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合理呢?应该是其一。理由是，第一，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是每月五十万元，这是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是定的，但由于延安的中央机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军总部要将这五十万元军费，分一部分来供养延安，所以一一五师不可能分的太多，因为一一五师出师的人数最多，而且是作战的主力，但此时新设立了晋察冀军区，且344旅此时与一二九师在一起，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一个月给一一五师六万元的军费应该是合理的。第二，当时师部没有参谋处长，王秉璋任师作战科长，周昆让警卫员将此款转给王也是合理的。第三，为何否定孔祥熙给的支票一说?此前周确定在武汉参加过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孔祥熙不可能给他三万元的支票，因为中央即使额外奖赏给一一五师三万元(假设)，也会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而肯定不会直接给了一一五师的，这是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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