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1861年4月出生于直隶的一个满洲贵族家庭，自幼过继给伯父桂清为子。曾祖父做过九门提督，养父桂清是慈禧的亲信、同治帝的老师，曾任内务府大臣。世代簪缨的家庭环境，让他自小便见多识广，成为满人中的才子。

　　当时曾有“旗人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之谚。荣庆是端方的表哥，历任刑部、礼部、户部和学部尚书及军机大臣;那桐后任内阁协理大臣;端方则累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三位才子志气相投、官运亨通，印证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戊戌变法的参与者

　　端方在晚清政治中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伊始，他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负责创建这一中国传统官制中不曾有过的新机构。农工商总局即后来商部的前身，光绪设此局，旨在促进农业、商业流通兴盛，“以植富强之基”。尽管谕旨仅仅下令建立农工商局，并没有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开局运作条件，但在近乎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端方仅用了10天时间，就于9月1日正式开办。至于办公地点，还是在京城椿树胡同“暂先租赁民房一所”。仅开局十多天，他便连上十个言事奏，最多的一天曾上了三个奏折，倡言农业振兴，无意中担当了改革派的急先锋。

　　慈禧戊戌整肃之后，维新机构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也被革职。但或许是因属慈禧宠臣刚毅所举荐，或许是及时进呈《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或许是他在新政中务实改革的态度，慈禧没有深究他在戊戌变法中的问题。其《劝善歌》曾被时人称为端方的“升官保命歌”——凭诗歌一首而躲过浩劫一场，也足见端方的才情和聪慧。

　　他虽然被革职，但内心从来就没有向保守派屈服。慈禧在世时，他虽不敢公然为戊戌改革翻案，但已同改良派人物梁启超、同盟会会员章太炎等暗通款曲。慈禧去世尚未下葬，他便公然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提出要为戊戌年慈禧钦定的罪人如已故湖北巡抚曾鉌、军机大臣翁同龢等平反。曾鉌因在戊戌年上折请求变法而被慈禧以“擅请变法、莠言乱政”为由予以革职、永不叙用，端方却在奏折中直言“指为莠言，实属过当”。翁同龢因支持新政而遭到慈禧斥贬驱逐出京，离京时，端方不惧“祸且不测”亲自前往送行;慈禧去世不久，他便公然上折奏请将翁同龢开复原官。

　　对戊戌年阻挠新政的守旧人物，端方则在后来寻机予以打击。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戊戌年反对新政并率先上折请太后垂帘听政，是戊戌政变中的关键人物之一。1908年，他因丁忧回原籍常熟守制，住在省城苏州。其时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便与江苏布政使瑞澂合谋，以杨崇伊“率众持枪擅入吴韶生家，抢夺妓女，开枪伤人”为由，奏请将其逐出省城苏州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早在1900年，端方就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赏识。这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以“西狩”为名，带光绪及其亲信臣仆仓皇逃离北京。9月15日，正以陕西布政使身份护理陕西巡抚的端方，接到两宫自太原发出的即将驻跸西安的六百里上谕后，立刻回电表示要往山西接驾，并告知陕西早已“未雨绸缪”在满人居住地“次第建置万寿宫”，又表示万寿宫未完工前可将陕西新旧巡抚衙门腾出暂作驻跸之地。对于正惊魂未定的慈禧而言，此电无异雪中送炭，她内心深处对端方的激赏可想而知。

　　慈禧、光绪帝及整个朝廷迁入西安，使原来政务简单的陕西巡抚衙门一下子变成百事丛集、繁难无比的“准京兆尹”。战时临都的各中央政府机构的供给、各省饷差贡差的支应、各省勤王之师的接待及各地溃勇、难民的安置，都集中在陕西巡抚衙门。刚及40岁的“署理巡抚”端方以罕见的“应变之才”百般筹措，成功经受了繁难政务的考验。

　　他成立支应局专办朝廷供应事宜，成立官车局专办各省征调差饷，奏定税漕改拨以解财政之危，设立捐输局以辅公款之不足，设立筹运局广购邻省米粮以救难民，饬令官款酌给籽种以助农民恢复生产等等。临危不乱而又井井有条，使端方在两宫面前博得了“勇于任事”、“不惧繁难”的良好印象，也在地方属官面前确立了“能臣干吏”的形象。此后不久，便得以“实任疆寄”出任湖北巡抚，跻入晚清新政派的核心阵营。

　　出洋考察的领导者

　　1901年1月29日，西逃期间的慈禧发布预约变法，宣布实行“新政”。她随后于1905年7月16日发布谕旨，遣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五大臣中就有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

　　端方之所以获得朝廷出洋考察政治的任命，据当时的《申报》分析：基本原因是他在各项新政活动中十分活跃，所治鄂苏湘三省的新政事业蒸蒸日上，颇为时论所赞誉;偶然原因是他此前不久刚上过一份长达2000字的奏折，高瞻远瞩地看到美国崛起，建议朝廷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此奏深为两宫嘉许，颇以端方为外交长才。

　　端方确实属于新政派：他的儿子端继先被他送往美国留学，弟弟端锦则经他推荐到日本学习铁路技术。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海林教授《端方与清末新政》一书的总结，出任鄂苏湘三省巡抚期间，端方创造了中国新政中至少30项第一：在湖北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幼儿园，建立湖北、湖南、江苏的第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筹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第一个派遣女子公费出国留学等等。

　　五大臣率领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的中央政府政治考察团，重要性不言自明。五大臣也不敢怠慢，从京内外所奏调的第一批38名随行人员都是一时之选——内阁中书陆宗舆、商部主事章宗祥、留直补用都司程璧光(曾任民国海军总司令)、熊希龄(曾任民国总理)等等在近代史中大名鼎鼎的人物，甚至有袁世凯的长子、分省补用道袁克定。

　　9月24日，考察团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车厢。车开前，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吴樾趁乱上了列车。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够稳定，在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时，车身的突然震动导致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戴鸿慈和端方则平安无事。

　　吴樾炸弹事件暴露了晚清社会阶层分裂的严重程度。炸弹事件后第二天，光绪、慈禧召见戴鸿慈、徐世昌、端方，询问情形。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记载：“皇太后垂廑听纳，复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吴樾炸弹事件发生后，民间谣诼纷起。慈禧为此将颐和园围墙增高1米，以防刺客侵入。10月8日，清廷接受袁世凯建议，宣布成立巡警部，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端方因是满人，在京行踪更加受到反满革命党的注意。当时《申报》报道，车站爆炸案事发当天，端方的住处房顶上曾出现可疑之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所以防意外。但这些并没有吓退端方出国考察之志。他多次进宫面见慈禧，请求朝廷让五大臣及早动身，不要因一颗炸弹而退缩，以启外界之轻视。

　　12月，考察团重新出发，受重伤的绍英自然不便长时间外出;徐世昌因出任新成立的巡警部尚书，也留在了国内。两路人马，一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率领，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路，则由端方、戴鸿慈带领，从秦皇岛坐船到上海改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所属的邮轮“西伯利亚”号，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考察。

　　半年多的考察中，考察团在美国逗留了33天，在德国考察的时间最长，计44天。每到一国，均去议院参观。在美国时，他们还旁听了参众两院的会议，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开河经费，众议院则在讨论进出口关税问题;在奥地利斯柯达兵工厂，端、戴还亲试放连珠炮十数响。此外，戴鸿慈还用生动的笔触作了记录旅途的见闻——在伦敦遭遇雾霾，见识了百多年前的“雾都”之名不虚传，“加工厂林立，烟煤所薰，楼台黑暗……入其市，恒沉沉作三里雾”;参观蜡像馆时，情不自禁感慨，“最妙者，一睡熟美人，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40年前，郭嵩焘出使英国，将所见写成《使西纪程》，介绍了西方男女搂腰跳舞等习俗，传至国内，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慈禧定性为“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如今戴鸿慈却能堂而皇之地将这些记在考察日记中。两相对比，让人不禁感慨，尽管缓慢，但古老的中国一直在进步、开放中。

　　1906年7月，端戴考察团回到上海，最终上奏了“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五折。有趣的是，这些奏折竟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在给好友徐佛苏的信中，梁启超曾简单说起，“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徐佛苏后来注释：“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这位尚为慈禧所通缉的维新派主将，却在为慈禧新政作顶层设计。个中的讽刺意味，令人感慨。

　　端戴考察团还编撰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列国政要》两书。《欧美政治要义》中，系统地把欧美宪法中权利自由的条文译介过来，公开出版，并上奏最高当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晚清新政的推动者

　　清末请求立宪的高官中，若论主张最力者是袁世凯，排在第二的无疑就是端方。从1906年8月抵京到10月离京南下，端方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居于北京。他积极游说两宫，并四下联络，推动清廷确立推行君主立宪制度。

　　考察政治五大臣抵京后，慈禧、光绪帝先后召见载泽二次、端方三次、戴鸿慈和尚其享各一次。亲宪派与反宪派经过激烈争论后达成妥协，9月1日，清政府发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并于次日宣布改革官制。

　　端戴考察团本就有专折论及改革官制。端方在其中提出“三权分立、责权相维、上下分权”的改革原则，建议撤销军机处归入内阁，成立责任内阁设总理大臣;改革六部等为内政、财政、外务、法部等九部，各部尚书为阁臣;裁并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内廷机构成立宫内部;裁撤宫廷太监等等。

　　端方本有官制不改决不离京的表示，但在京内外反对派的抵制下，官制改革困难重重。10月以后京中政潮迭起，与端方同为新党的袁世凯、与袁关系密切的庆王也都权位告危。端方不得不表示接受朝廷任命，于1906年10月9日匆匆离京南下，前往两江赴任。

　　1906年11月，由奕劻、孙家鼐、瞿鸿机联合审定并经慈禧再圈改的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公布，端方所拟的官制改革方案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方案中拟归并裁撤的机构上至军机、下至各部基本未予变动;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也均未更改;皇权依然高高在上，君临一切。

　　辛亥革命的牺牲者

　　策动官制改革没有成功，但出任两江总督之后，端方在江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等新政。他不仅对朝廷拖延立宪步伐的行为不满，而且与请开国会运动的发起者张謇等人“意气相投”、“过从甚密”。1907年1月，张謇与郑孝胥、汤寿潜等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事后便趋赴南京面谒端方——他在南京住了6天，其中有4天“与陶帅谈”——端方，号匋斋、陶斋，故称“陶帅”。10月，他还以“代地方名士上奏”的形式，借用江苏副贡徐敬熙的条陈，公开表达对朝廷缺乏立宪诚信的不满。

　　1909年6月，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3年期满，“蒙恩擢授”直隶总督。两江、直隶历来为全国总督之最重要者，尤其是直隶总督，经李鸿章时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俨然已成为清廷外交中枢;再加上拱卫京师，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此时，端方刚过48岁，且已“重负疆寄”8年之久，入阁拜相，前景可期。未料年底因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的参劾，端方被革去直隶总督一职，被完全逐出权力机构!

　　李国杰参折的主要内容，是说慈禧奉安大典时端方有在梓宫地盘架设电话线、派人对送葬过程拍照、骑马冲撞神道等违例行为。有研究者认为，抛去端方上述种种行为有方便沟通、留存影像纪念的本意，即便根据清《官员处分则例》，按其被参各款，端方最多被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遑论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倚重之臣，清廷本来就是可以宽免其罪而让其戴罪立功的。载沣之所以下此重手，是因为此前端方一再以新政元老自居，要载沣礼聘通晓宪政之员作为顾问，并奏请载沣在休息处东华门内三所听顾问讲课。奏折中“将三所附近闲房量加修葺，作为顾问值班之所，令其轮流入值”之语，对宫内事务从细节上予以指点，被认为严重触犯了外官论政的大忌。

　　外界舆论中，当时即有不少人为端方鸣冤：包括外务部尚书那桐在内的高官纷纷为端方求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表示深深的同情。他在给外交部的1909年中国年度报告中说，1909年以一个进步的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指袁世凯)的解职为开端，而以另一个在外人看来其自由倾向仅次于袁世凯的进步政治家端方的革职为终结。

　　端方家族世代为官，富有家资，其寓所在北京西直门外蓝靛厂北岛附近养水湖。1887年荣庆在日记中曾对此处有过描述：“湖阔顷许，南面土山，北种柳树，……西为玉泉山，东望罗绮桥……令人有出世之想。”被免官后的端方闲居京城，或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地方办学，或重新拾起多年的金石雅好，或在海王村建私人博物馆，甚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档案中还发现有头无尾的小说手稿，估计是他被罢职之后有意回避官场而又寻求自娱自乐的通世玩作。只是，1911年骤然而至的保路运动，打乱了他的遁世隐官生活，并将他推上了不归路。

　　1911年，清廷出台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宣布将此前允许社会参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至于社会投资则采用或现银或股票的方式偿还。由于对补偿方案不满，加之反对清廷以粤汉、川汉铁路作抵押向洋行贷款，湘、鄂、川三省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廷于5月任命曾担任过湖北、湖南巡抚的端方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前往平定风潮、收回路权。

　　这一任命是端方没有料到的，他一直不甚赞同“铁路国有”或“主权洋有”主张。拖至6月29日，在朝臣和上谕的催促下，端方才颇不情愿地离京南下。不久，由于赵尔巽处置四川保路运动风潮不力，9月12日，端方又奉旨带湖北新军2000人入川弹压。11月13日，部队抵达资州。此时四川新军中的鄂籍同志与驻资州的湖北新军取得联系，武昌起义的消息也开始在入川部队中流传。各部队代表暗开会议，认为湖北新军是跟随端方入川部队，不杀端方，无以表明支持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甚至会在沿途为川军所拦截。端方及其弟弟端锦因此被杀，其尸身当即厚予装殓，至于首级两颗，则函于铁桶内，以押回武昌献缴鄂军都督府。

　　据《辛亥革命回忆录》等文献记载，援川鄂军从资州东返武昌期间，沿途各县镇军民都要求开匣参观端方兄弟的人头，有时还照相留念。端方兄弟的首级，“白天有军队负责，夜间则指定司令部丁振华、周寿世二人看守。”1912年1月28日，援川鄂军回到武昌，带队的陈锡藩等立即晋见黎元洪，献上端方首级。

　　端方首级最终下落如何?2012年，收藏家仝冰雪据其所藏的袁世凯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照片及档案，出版了《北洋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一书，作了最新披露：奉旨入川查办“保路运动”的端方、端锦两兄弟在四川资州被哗变卫兵所杀，革命军将两头颅分装在两个煤油桶里，用桐油浸之，携至武昌请赏。都督黎元洪赏给其人白银四万两，收留其头。当时黄开文(署理湖北汉黄德道兼江汉关即汉口海关监督)得到消息，因往日曾与端氏兄弟有一面之交，打探得知其头弃置在武汉洪山禅寺，乃往见黎元洪，以四百两白银赎回，包以红毯，运到京汉铁路刘家庙车站材料厂内。他发电报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请袁令端方之弟端绪到汉殓取。直到民国二年，端方家人才往汉口迎取其头。其家人临走时，黄开文见他们旅费缺乏，就向朋友转贷五百元资助。

　　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清廷被迫接受共和政体、宣布逊位。端方当年所积极推行的新政、立宪，可以说均以失败告终。至于端方个人，作为晚清新政的积极参与者、立宪的推动者，最终却为革命派所杀，让人感慨历史上不少改革派“上台虽壮、下场必悲”的政治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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