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初的一天，宗光耀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的邀请，约到他办公室一叙。由于他们两人都应邀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次一见面，他们很自然地首先谈到这件事。

　　交流中，高树维郑重其事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当然，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间的交谈，是非正式的。”

　　这时，宗光耀意识到高树维将有重要的信息向自己传递，于是说：“我出席了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觉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觉得我们澳门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来政务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听。”

　　高树维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接着，他解释：“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高树维还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他继续说，“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宗光耀的反应。于是，宗光耀接过话头：“我刚才认真听了政务司先生的论述和想法，我全明白，也能理解。我没有成熟的意见，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算数。咱们是好朋友，说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交流、探讨。”

　　“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

　　宗光耀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宗光耀接着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高树维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宗光耀继续说：“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你能怎样做?”高树维似乎有点惊喜。宗光耀说：“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开心地说：“这样好，就是为中国国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时就为你们的五星红旗而鼓掌。”

　　接着，两人又谈到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是同场举行还是分开举行的问题。宗光耀说：“政权交接是两国之间的事，中葡两国领导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联合国的官员出席见证。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和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央与特区的事。会场的布置、主人、嘉宾的名单和座次与交接仪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场举行比较顺当，也好操办。”

　　关于葡国总统和澳督能否留下来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宗光耀表示：“这并非是大的原则问题，至少我本人很高兴，很欢迎。到时葡方有什么想法，通过正式渠道提出来，我相信，中方会给予积极考虑的。如果他们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想他们将以尊贵的嘉宾身份入座，但‘澳督’的头衔恐怕要去掉，只能称呼韦奇立‘将军’或者韦奇立‘先生’。”高树维连声说：“那是，那是。”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两人仍有一定分歧，但相互间是坦诚的，交谈气氛是友好、平和的。事后，宗光耀向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高树维也及时向澳督转述宗光耀的观点。

　　“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提出问题。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会不会是听了我的一些意见，误认为已摸到了中方的底牌，提了也没用?这事我至今也不清楚。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时有掌声的场面，对此，我一直记在心里。临近回归的日子，我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强调，要保证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就得将降旗和升旗衔接得很紧凑，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中间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国国旗时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红旗升起后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给一些人士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当然，时至今日，葡萄牙朋友也未必知道宗光耀的这份良苦用心。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宗光耀心中便会浮起对澳葡政府一些官员的敬意和怀念。“尽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有时我们不能接受，未予采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从葡方的立场所提出的问题和构想，我是理解的。他们的想法一旦与中方的不一致，经过交换意见，一般是理解和谦让我们的。他们能够从中葡友好、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在回归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友好合作，实为难能可贵。”

　　动员葡人和土生葡人参加回归演出

　　时至1998年夏，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一天，宗光耀与王启人回北京参加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中南海主持的会议。会上，钱其琛、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和王启人都提到香港回归很顺利，程序编排完善，各方面反映都好，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特区政府的成立等一系列重大程序应照搬香港的模式。期间，钱其琛对王启人说：“澳门回归的庆祝活动如何搞，你们要早做考虑。”王启人回答说：“我们内部已有分工，这方面的工作由宗光耀副社长抓。”

　　宗光耀因事先没有做发言的准备，显得有些紧张，只好硬着头皮说了几句：“澳门地方小，人口少，艺术团体不多，高水准的演艺人士更屈指可数。但是广大澳门同胞爱国热情很高，对回归祖国的认识一致，各社团之间关系融洽，容易组织调动，我们将广泛发动当地社团，营造澳门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迎回归的氛围。”

　　钱其琛听后，对王启人和宗光耀说：“我看你们的想法很好，营造澳门人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庆回归的气氛。到时如果需要邀请一些内地演艺界的高手参与，当然可以，但迎回归、庆回归的主角应是当地的广大澳门人。”

　　1999年下半年，《濠江欢歌》的节目逐步落实，加紧排练。在汇总节目单时，宗光耀发现全部是华人节目，没有葡人参与。他想到：澳门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宝地，突出体现了中葡文化交融的特点。回归后一大批葡萄牙人会继续留在澳门，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土生葡人，澳门就是他们的家。如果大型庆祝表演活动没有葡人、土生葡人的参与，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缺陷。当地流行的土风舞作为《濠江欢歌》的节目之一是再恰当不过了。

　　于是，宗光耀开始做工作，他先后与两家葡人社团的负责人接触，动员他们组织排练土风舞参与《濠江欢歌》的演出，结果都被婉言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澳门回归中国，特区政府成立都是大事、好事，在澳门生活的葡国人、土生葡人都很赞同，也很高兴这一天的平稳到来，顺利、成功，然而那毕竟是中国人、华人的喜事，政治色彩很强，不像中国的春节、端午节--在这政治敏感的日子里，要组织葡国人跳土风舞参与庆祝活动有难度，没有人愿意牵头。

　　宗光耀碰了软钉子，但是没有气馁。后来，听了朋友和新华社同事的意见，宗光耀约会了老朋友土生葡人公务员协会负责人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听了宗光耀的陈述和想法后，两人都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乐于承担这项任务，保证做好。珊桃丝小姐说：“这是一件大好事，给在澳门的葡人和土生葡人参与和展示的机会。澳门永远是我们的家，土生葡人就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澳门回归中国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型庆祝活动，我们土生葡人当然有份，只是我们不便主动。今天副社长想到了，邀请我们参与，是给我们机会。”高天赐先生则说：“《濠江欢歌》的节目里能有土风舞的表演，对提高土生葡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心情和信心很有好处。”

　　由于演出涉及的人数众多、面广，当时还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演出服装的经费来源。为此，宗光耀约见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吴志良先生，请求基金会赞助千人腰鼓队的服装。吴志良很积极，答应向基金会主席卢德奇先生报告。3天后，宗光耀得到吴志良的答复，澳门基金会同意赞助。体育总署署长萧威利承诺赞助千人南拳、千人少儿武术和千人太极扇的服装经费。千人荷花舞的服装经费经与文化司司长王增扬商谈得到了文化司的资助。宗光耀还电话约请好朋友陈明金先生，由他承担了全部北狮和部分南狮的制作、舞狮人员的组成、培训的工作。而关于800人土风舞的费用则得到了澳督韦奇立的批给，这是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努力的结果。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与澳督韦奇立的特别交往

　　一天，在一个社交场合，宗光耀与澳督韦奇立见了面，对方“一本正经”地对宗光耀说：“宗副社长又给我摊派任务了，要我给土风舞出钱。”宗光耀愣了一下：“我哪里敢给总督阁下摊派任务?”韦奇立笑着：“我是和你开玩笑，感谢你才是真的。你知道，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政权交接后，我们回里斯本了，担心大批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会受到歧视，现在我放心多了。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向我报告了你们商谈的情况和有关请求，我马上表示赞同。我对他们俩说：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中方能想到土风舞参加庆祝活动，是难能可贵的。土风舞参加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文艺演出符合葡中友好的大局，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机。我要他们认真做好这件事，尽早给我拿出一份经费预算，我亲自批转。这件事对鼓舞土生葡人士气很有作用，所以我要感谢你。”

　　宗光耀与澳督韦奇立可谓是老朋友了。早在1993年3月1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宗光耀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

　　韦奇立对这件事很重视，在他的会客厅亲自与宗光耀交谈。听完宗光耀介绍基本法草案后，韦奇立说：“《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门的大事，我一直很关注，每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这次通过的草案文本，我都仔细看过，对基本法的框架表示赞同，并对起草委员们的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敬佩。”随即，韦奇立问宗光耀：“这是不是最后的文本?还有没有修改的余地?”

　　“起草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文本了，不会再作修改，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审议通过，那是人大的权力，我个人估计是会通过的。”宗光耀已听出澳督话中有话，便说了一句：“不管怎样，总督阁下有什么意见或想法，请直言。”

　　这时，宗光耀觉察到韦奇立的脸色变得有点儿严肃。韦奇立思考了片刻，说：“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今天，副社长先生能向我介绍情况，是对葡方，对我本人的重视和尊重，我很感谢。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想讲两点意见……”

　　“第一个意见，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韦奇立接着说，“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韦奇立停顿下来，示意要听宗光耀的意见。宗光耀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很短，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序言的第一句话不仅明确了澳门的地理位置，而且指出它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他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需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霸占’、‘掠夺’一类强烈的字眼。我不清楚葡文翻译使用的什么词，英语的译文规定使用‘occupy’，就如洗手间‘occupy’、座位‘occupy’一样，只表明暂时占住而已，不表明占住的行为是与非，也不表明占住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宗光耀看到韦立奇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这时，韦奇立接着说：“我的第二个意见是，基本法没有明确未来澳门不设死刑，这是倒退，将会引起社会的议论、人心的不安。对此，我们曾提出过意见和建议，遗憾的是终究未被采纳。”

　　对此，宗光耀作了回应：“关于设死刑或不设死刑的问题，在草委会上多次讨论过，大家认为死刑是一种刑罚概念，有没有死刑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属于刑事立法的范围，应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并将决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没有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那就自然废除了死刑。总之，1999年后，澳门有没有死刑，这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务，要由特别行政区的刑法典来作决定，中央不会干预。”韦奇立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你这样理解、认识，我们就放心了。”

　　宗光耀又接着说：“基本法一旦获得即将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通过，新闻媒体会立即热闹起来，总督阁下也会成为采访的重点人物。基本法对澳门过渡时期有何作用?肯定是记者们要问的问题之一。”韦奇立立即问宗光耀：“像这样的问题，你将如何应对?”宗光耀说：“如果有记者问我，我的回答是：基本法的颁布标志着澳门已经进入后过渡时期。基本法虽然在1999年l2月20日起正式生效、实施，但在后过渡时期，澳门社会的演变，澳葡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重大政策，都要与基本法相衔接、相接轨。”韦奇立点了点头说：“明白了。”

　　韦奇立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了基本法，他说，基本法为澳门的未来勾画出清晰的框架，是未来澳门的法律依据，基本法的内容符合葡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原则。在回答基本法在过渡时期有何作用时，韦奇立说，基本法是在1999年政权移交后生效，但在过渡时期它会起到某种“指引”作用。此后，韦奇立在一次活动场合见到宗光耀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对基本法的评价，相信你会满意的。”

　　除了公务上的往来，宗光耀与韦奇立的私交也相当不错。1998年夏的一天，韦奇立曾提出请擅长太极拳的宗光耀教自己练太极拳：“我的一条腿有点麻木，看医生效果不太明显，我想学打中国的太极拳。请你教我。时间可定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地点就在我办公楼的后花园，比较安静。我的夫人也想学，不必配备翻译人员，用英语沟通，就我们3人，你是老师，我和夫人当你的学生。希望你考虑，能否接受我的请求。”

　　宗光耀赶忙回应道：“听到总督阁下的想法很高兴。太极拳有益于健康，效果明显，是一项富于哲理的运动项目。能和总督阁下一起学练太极拳是我的荣幸，只是我本人的水平不高。”宗光耀只是谈了一些有关打太极拳的好处，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教还是不教，更没有问何时开始授课。

　　日后，宗光耀对记者说：“说实在的，从内心讲我乐意接受这个差事，但是我那个时候频繁出入澳督府后花园，一进一出就是小半天，这太引人注目了。我与澳督的个人关系本来就很好，一下子变成师徒关系，这对今后双方有些问题的谈判、交涉、争议会否带来不便，会不会使澳督为难?我不得不考虑，左思右想，我难以下决心接受这桩美差。我自己拿不定主意，也没有向有关人士请示报告，一直没有给澳督本人一个明确的回话，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时至今日，我难以忘怀，总觉得有点失礼，又无可奈何。如果有机会，我要向他亲自说明事情的原委，并去葡萄牙一趟教韦奇立将军夫妇一套太极拳。”

　　特区政府成立主会场的装修与“金莲花”的安置

　　时光迈进1999年，意味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政权交接、迎回归、庆回归的准备工作加紧筹划，而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及特区政府成立的会场选在什么地方还未确定。在一次新华社内部会议上讨论时，宗光耀提出可利用综艺馆作为会场，但要重新进行装修，几位领导都表示赞同。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没过多久，宗光耀接到指示回京出席钱其琛在中南海召集的会议，议题是有关澳门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鉴于香港回归的经验，与会者都认为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场地举行为好，有利于布置、筹备。宗光耀简要地汇报了澳门的情况，并建议利用综艺馆为特区政府成立的主会场。如果定下来，需要筹划全面装修和必要的改造。

　　“谁负责花钱装修?”钱其琛打断宗光耀的话问。宗光耀回答：“特区政府的成立，特首和主要官员的宣誓就职是中央的事，与葡方无关系，因此不便向澳葡政府要钱。澳门同胞爱国爱澳的热情很高，乐于奉献。随着回归的临近，出钱出力的事很多。如果综艺馆的装修经费由中央拨款，这对澳门同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增强他们回归祖国的光荣感。”

　　“你要中央拿钱，拿多少钱?你们有没有估算?”钱其琛又问。宗光耀答：“我们已经找人估算过，大约要四五千万元。”

　　这时，钱其琛与身旁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和财政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低声交换了意见，然后对宗光耀说：“就这样，同意你们澳门工委的意见，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装修综艺馆，钱数不能超过5000万，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请追加。”

　　宗光耀表示了感谢，并坚定地说：“我们一定遵照钱副总理的指示办好这件事。”

　　回到澳门，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领导会议决定由副社长宗光耀、办公室主任华建和副主任张春昉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开展相关工作。不久，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光宝带队专程到澳门作了实地考察，对装修方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工程的设计和承包选定了南方建筑公司。南方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视其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同意在不赚大钱的前提下保质保量按时完工。从开工之日起，宗光耀等聘请中建公司派两人每日到现场监督。自当年8月25日起全方位施工，星期日不休息，到12月5日基本完工，用了整整100天，有人称之为“百日工程”。不仅装修了综艺馆内部，改建了外部，而且把地下一层各房间、走道、卫生间、楼梯等全面装修一新。

　　1999年初，宗光耀奉命去北京出席中央关于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会议，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主持，其中一个议题是：澳门回归、特区政府成立，中央赠送什么纪念礼物。1997年中央向香港赠送的是6米高的金紫荆花，效果很好。大家不约而同赞成也向澳门赠送6米高的金莲花。

　　到了9月份，金莲花已铸造好，运到澳门后摆放何处成了问题。由于综艺馆地处市中心，政权交接、特区政府成立都将在这一地区举行，有关领导多方面听取意见，决定将其安放在综艺馆附近的露天供人参观。

　　也正巧，在综艺馆右侧有一大片工地，堆积了许多建筑材料和工具，但尚未动工，也没有圈围，很适合摆放金莲花。因为宗光耀是筹委会副主任，下一步的工作自然要他来完成了。经过了解，这块地盘是娱乐公司的，已规划建造商品住房。由于当时房地产形势不好，迟迟未开工建楼。有人建议他直接找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借地。

　　何鸿燊在葡京办公室接待了宗光耀。“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一定有要事对我说，就请直言。”何鸿燊开门见山地说。宗光耀说，这次来想把中央的礼品金莲花安装在综艺馆右侧的空地上。

　　“很好，是一个好选择，我愿意以低价转让这块地皮。”何鸿燊说。而宗光耀则说：“我不是买你的地，而是向你借用，是无偿借用。”

　　“借多长时间?”何鸿燊问。宗光耀说：“至少一年。”并解释说：“因为特区政府成立后，要办的事情很多，恐怕顾不上马上着手处理金莲花的搬迁事。到时候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部门会与你商谈的。”何鸿燊爽快地说：“就这样，听宗副社长的，我无偿借地一年。”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问题解决了，宗光耀愉快地回去向各位社领导报告喜讯，大家都为之高兴。但另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虽说金莲花是暂时安放，但制定设计方案时，大家都主张要高标准、高质量，还要有配套设施，如喷水池、灯光、旗杆、台阶、广场，要让金莲花成为澳门回归和回归后澳门的一景。因此选用的建筑材料，要符合永久性建筑物的要求。这样估算下来，费用约需1000万元。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

　　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

　　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何鸿燊抢先说：“好，那就是新华社七，娱乐公司三了。”宗光耀则说：“不是，娱乐公司是七，新华社是三，因为新华社用的钱是国家的钱，只能象征性地出一点。”

　　何鸿燊未加思索地说：“好，我总是听宗副社长的，就这样定了，我很乐意。这也是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做的一件大事嘛!”

　　会谈快接近30分钟时，宗光耀起立告辞，拉着何鸿燊的手说：“十分感谢何总经理的配合和支持。”宗光耀本想还要说下面一句“新华社和我本人会记住何总经理的功劳的”。何鸿燊打断他的话说：“千万不能这样讲，是我应该感谢，你遇到了事首先想到我。这件事又关系到澳门回归祖国，庆贺特区政府成立的大事。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我和娱乐公司同仁的光荣。”

　　回归以后，大约是2000年的上半年，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宗光耀又见到了老朋友何鸿燊。宗光耀说：“现在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关于向娱乐公司借地建造金莲花广场的事，如何善后处理，请娱乐公司与特区政府直接商谈，我就无需当中间人了。”何鸿燊说：“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商谈是完全可以的。我请宗副主任方便时向何特首把前后情况介绍一下。”宗光耀答应了。

　　不久，宗光耀回复何鸿燊：“特首和有关司长认真听了我的陈述，对你和娱乐公司所做的这件事表示敬佩，愿意与娱乐公司协商，妥善处理。”

　　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这些尺寸和赠送给香港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和澳门是无分大小的。“盛世莲花”主体部分由花茎、花瓣和花芯组成，青铜铸造，表面贴金装饰，形似莲叶的基座部分则由23块红色花岗岩相叠组成，寓意澳门三岛。“盛世莲花”盛开在金莲花广场，亭亭玉立、冉冉升腾，象征澳门永远繁荣昌盛。

　　如今，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士街、毕士达大马路及友谊大马路之间的金莲花广场，不但是海内外游客必到的景点，而且成为了每年国庆、澳门回归纪念日澳门特区政府举行升国旗、区旗仪式的地点。

　　鲜为人知的“红花配绿叶”佳话

　　宗光耀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后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筹备委员会都是专职人员，对上对下联络、协调的事务比较多，他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

　　在征集澳门区旗、区徽时，共收到设计方案782幅作品。经过筹委会多次评审，选出区旗、区徽各3幅。有一次，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找宗光耀，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钱伟长的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它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钱伟长强调：“澳门是一个小地方，自古以来没发生过大的战乱。虽然被葡萄牙人占据、管治，还算平静，日本侵华战争攻占了香港，也没攻打澳门。澳门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地区。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认为区旗、区徽底色用绿色不用红色。”

　　钱从何处来?中央赠送了珍贵礼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财政再拿一笔摆放礼品的费用。礼品是送给特区政府的，也不便向澳督求助。新华社领导们研究后，同意宗光耀再次去约见娱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商谈可否由娱乐公司和新华社共同出资修建。宗光耀又一次去葡京约见了何鸿燊。说明来意后，何鸿燊半开玩笑地说：“你没搞错，我无偿拿出土地，还要我出钱，要出多少钱?”宗光耀说：“估算总数不超1000万元。咱们两家三七分摊。”

　　钱伟长希望宗光耀把他的意见向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姬鹏飞进行汇报。宗光耀向姬鹏飞汇报后，姬鹏飞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什么别的颜色。他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这时，宗光耀琢磨姬老对这一方案心里有了底。

　　此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大家投票通过了区旗、区徽方案。

　　1999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和葡萄牙总统先后到达澳门，出席当晚的政权交接仪式。按照惯例，两国领导人到达之前，从机场通往下榻的宾馆，从宾馆通往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沿路电线杆上要装饰中葡两国国旗。17日，宗光耀接到内部的紧急指示，要他与澳葡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务必在20日天亮前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特区区旗。

　　为此，宗光耀紧急约见一位政务司官员，他听后表示同意中方的想法，但因为到了20日凌晨政权交接已经完成，他已手中无权，也不便于事先交代政权移交后要做的事，于是，他建议宗光耀直接与澳门市政厅主席麦健智商讨解决。宗光耀完全理解这位官员的意思，随即到市政厅会见麦健智。说明来意后，宗光耀强调指出：“一般情况下，来访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后当天或第二天取下装饰的国旗都属正常。现在的情况很特殊，政权交接仪式在19日午夜12点举行，1点前结束。这就表明澳门已经回归中国。葡国总统在仪式完成后立即去机场离开澳门。如果第二天沿街还飘扬着葡国国旗，人们就会议论纷纷，说葡国人走了，而象征着葡国的国旗还在飘扬;说葡国的大国旗降下来了，而葡国的小国旗还在电线杆上飘着。记者们更要大做文章，借题发挥了。为此，我提议在葡国总统离开后立即动手将葡国国旗取下，换上澳门特区区旗。一切都在天亮之前完成。”

　　麦健智回应说：“我很赞同中方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太紧。而且我只能负责澳门半岛的事，从机场到大桥，包括整条大桥的装饰任务是由海岛市政厅负责，须同马家杰主席商谈。不管怎样，澳门半岛的事我负责处理好。”于是，两人商定换旗的最佳时段是凌晨4至5点，因为这段时间记者们忙于发稿工作，人们都抓紧时间睡觉，街上行人车辆稀少，工作方便，也不会引起围观、拍照。宗光耀很高兴，双方达成了共识。

　　告别时，宗光耀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麦主席，这件事全拜托你了。我已经向有关领导作了保证，如果完不成任务，我立即主动收拾行李，回北京请求处罚。”麦健智说：“放心吧，我马上负责落实。”

　　随后，宗光耀直奔海岛市政厅会见马家杰主席。没等宗光耀说，马家杰就说：“刚才麦健智主席已经给我通了电话，我完全同意。尽管我的任务比他重，特别是大桥桥身长，工作起来又不方便。不管怎样，我会尽力的。”宗光耀表示感谢，并说：“我理解海岛市政厅担负的工作量大，人力紧张。据我的认识，国家元首来访，路边的国旗只起一个装饰作用，并不规定数量多少，密度可大可小。如果一根电线杆上既有中国国旗，又有葡国国旗，当然很好。也可以改为一根电线杆上只装一面旗，将中葡两国国旗间隔开来，这样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马家杰说：“好，这是好主意!”

　　期间，宗光耀还与马家杰议论到：一根电线杆子只装一面旗的话，哪个国家的国旗放在第一?宗光耀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但目前尚由葡国管治，好在中葡两国关系友好，这个问题不会有人计较，葡国国旗装在前一个杆子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中国国旗和特区政府区旗在同一个场合出现，就有主次之分了，领先的肯定是国旗。”马家杰点了点头，说：“有道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9日傍晚在澳督举行的告别酒会上，宗光耀见到了两位市政厅主席，大家相互问好，马家杰对宗光耀说：“你交办的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1999年12月20日凌晨，在综艺馆举行完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仪式，宗光耀和老伴赵菊芬回到宿舍已是凌晨3点半。老伴躺在床上，看见宗光耀把灯关了，半拉开窗帘，站在窗前，一句话也不说，凝望着楼下的友谊大马路。老伴自言自语：“你这人真怪，今天的政权交接仪式很顺利、很成功，澳门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何特首和主要官员都已宣誓就职，一切都很平安、顺利，应该高兴才对，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宗光耀没有回应，老伴很快进入了梦乡。

　　马路上渐渐平静下来，路边的电灯显得更加明亮。突然间一辆深色大卡车在电线杆旁边停了下来，车上跳下几个人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澳门特区的区旗，然后爬上车向右前方另一根电线杆驶去，宗光耀远望着左前方，已不见葡萄牙国旗，飘扬着的是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区区旗。这时，宗光耀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4点钟。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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