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加入共产党阵营，始于1946年的刘善本，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

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加入共产党阵营，始于1946年的刘善本，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长期处于紧张对峙。鼓励对方飞行员驾机起义，就成为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线。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三千元。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写了批语：“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高了奖励标准，于1955年7月24日发布了相关规定。到1962年，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1964年3月15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重申了奖励方法，还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对岸的国民党方面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大陆飞行员投奔台湾。到了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大陆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数十起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都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关系日趋缓和。刘心俭先生当时在空军领导机关工作，他告诉我，当时对重金鼓励飞行员起义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他曾在空军基层部队任职，知道基层对重金鼓励对方起义的做法有很多议论。一是认为台湾飞行员的奖励与国内飞行员收入水平相差悬殊。部队飞行员的月薪还不到百元，而对驾机起义者奖金高达数十万元。二是有关部门为了防止出现飞行员驾机出走，研制了“电子防逃系统”，可对天上不按规定航线飞行的飞机自动断油，引起了飞行员心理上的反感，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主动取消高额奖励，化解两岸敌意。于是他参与起草了空军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关于取消对起义人员的奖金的报告，经空军政治部签发，报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建议停止执行“对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规定”。很快，总政根据空军的报告，请示中央军委批准。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正式宣布：“最近几年，我方主动停止对金、马诸岛的炮击，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促进了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缓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停止执行上述两个《通告》，以期两岸关系出现更为祥和的气氛。”这个决定一公布，马上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的好评。四天后的9月15日，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归人员的奖金，以此回应大陆释放的善意。

当时台湾有级别很高的将领以探亲的名义来大陆，刘心俭曾以朋友的身份去做沟通工作，互相谈到奖金的事，他们也认为一定要取消。他们回台以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化解对立情绪，加快了台湾取消奖励规定的进度。

取消奖励规定后，1989年2月11日，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驾机飞往广东，大陆方面低调处理，对他的工作与生活作了适当安排，再未重金奖励。同年9月16日，解放军空军中尉蒋文浩驾机飞往金门，台湾方面也将奖金降低了60%，使他成为大陆飞行员驾机投奔对岸的最后一例。两岸飞行员这种“对飞”，从此画上了句号。

韩国曾是大陆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的中转站。1983年甚至发生过卓长仁等劫持民航客机到韩国的恶性事件。1991年，刘心俭以空军安全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率团访问韩国，协商停止接纳飞行员叛逃事宜。当时韩国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对于发展同中国大陆友好关系的积极性甚高，欣然同意了中方要求，从此，韩国也不复成为驾机叛逃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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