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有个四川文士屡试不中。这一年此人名落孙山后，为了发泄胸中苦愁，便给成都太守写了一首酸诗。　“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结果此人靠这首诗当上了官，竟还是宋仁宗钦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带来历史故事，一起看看吧!

　　诗里的这句话，被成都太守当成此人策动谋反的罪证，当即将其五花大绑押解到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法，这种写下煽动性诗句的家伙，就算不按照大逆不道之罪处以凌迟，也得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大辟，想要保住脑袋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宋仁宗竟对这名老秀才网开一面，说道：“这人急于当官，所以写一首诗来泄愤，这算不得什么罪名，还是给他个官当当吧。”就这样，这名本该被抄家灭族的酸儒，竟阴差阳错地被授予司户参军之衔，成为了公职人员。

　　那么，这个因祸得福的老秀才后来去了哪里呢?

　　我们不得而知，史料中并无下文。笔者认为，这家伙多半是从愤世嫉俗的酸腐文人摇身一变，成了为国家尽心竭虑的忠义之臣了。根据宋代的官僚等级来看，“司户参军”并不是什么大官，只是州官下面分管户籍的小官。满打满算，充其量是个正科级。

　　一个连处级都没混上的芝麻官，就堵住了老秀才的嘴巴，也暖了天下文人的心，宋仁宗这招真可谓高明。一个只有墨水却没钱没势没刀枪的弱势群体，说几句酸话能对国家造成什么影响?宋仁宗目光独到，让这些对社会有意见的文人纷纷“为我所用”，榨干他们身上的潜在价值，这种套路简直是高绝之极。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封建史毕竟是由官本位支撑起来的，所以普天下的文人虽然满嘴仁义道德，却没有几人身怀“天下为公”之心。即便有一批人以天下为己任，那他们所追求的也是“达则兼济天下”，名利双收。他们对政治所发出的牢骚，未必是因为政治本身存在什么弊端，只是单纯地当不上官罢了。越是连年不第，越是名落孙山，他们发牢骚的愿望就愈发强烈。

　　宋仁宗对落第秀才的这番处理，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动千古的佳话，还是因为宋仁宗的宽厚是绝无仅有的。换成其他皇帝，他们绝不会对发牢骚者心慈手软。面对这种满肚子酸水还喜欢大放厥词的文人，强硬点的皇帝多半会拿出“文字狱”这一手段进行震慑。

　　之所以这样安排，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朝廷的官位就像是萝卜坑一样可丁可卯，若每个发牢骚的文人都能得到官职，朝廷赏赐不起。

　　二是文字狱能够相对有效地解决问题，巨大的杀伤力和杀伤面积能够直接覆盖普天之下的文人，还能起到一劳永逸之奇效。

　　在称赞宋仁宗宽厚仁善时，我们切莫局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要跳脱出来看到宋仁宗与其他皇帝所施行的政策有何区别。严格来说，不论是文字狱，还是赏官，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并无本质区别。赏文人做官，罚之以文字狱，目的殊途同归，就是为了巩固集权而已。就算宋朝的开国皇帝立下文人不可杀的誓约，那也是为了给文人集团塞一颗甜枣，便于王朝统治罢了。

　　可以说，两宋的文人，之所以能够活在与政权融洽相处的蜜月期，不是因为文人集团的强大，而是因为皇帝的喜好。要不是因为赵匡胤对武将这一身份心怀忌惮，估计也不会出现重文轻武的状况。归根结底，文人的命还是被掐在皇帝手里的。倘若在处理老秀才那天，宋仁宗前夜临幸不如意，加上老秀才因左脚迈进朝堂惹得仁宗他老人家不爽，这件事多半要以另一个结尾收场。

　　归根结底，宋仁宗的故事并不是在启示统治者，而是在启发读书人。两千年的封建史告诉我们，封建王朝都是帝王至上的一言堂，是否效仿宗仁宗全看皇帝个人说了算。但宋仁宗对文人的启示却是善莫大焉的，对于文人这个只能依附于地主阶级才能生存下去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所需的并不是指出时代之弊政，而只是恰到好处地关心国家，不得僭越，仅此而已。

　　所以，自夏启开创王朝以后，直至青逊帝退位，能够得志的文人除了实干家之外，便只有李白、纪晓岚一类的御用小丑了。几乎没有文人能够凭借发牢骚获得皇帝垂青，毕竟统治者对文人的期许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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