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931年11月26日，一则《青年援马团宣言》出现在《申报》上。宣言说：“同志们，同胞们，血钟响了，强盗已经闯到了我们的面前，敌人的刀子，

1931年11月26日，一则《青年援马团宣言》出现在《申报》上。宣言说：“同志们，同胞们，血钟响了，强盗已经闯到了我们的面前，敌人的刀子，已经搁在我们的头上，我们还能睡着做梦吗？还能坐视不理吗？醒吧，起来，赶快起来，冲上前去，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残暴的日本，挟其无止境的欲望，侵占我土地，毁坏我文物，屠杀我同胞，扰乱我内地……我们还不觉悟吗？还能靠政府外交来解决，靠国际公理来维持吗？醒醒吧，不要老是做梦呵！我们要想保全国家，要想维持公理，只有起来誓死抗日。看呵！马占山将军，不是以一师一旅捍卫疆场，屡挫敌兵吗？……我们不忍国家沦亡，不忍束手待毙，所以纠合同志，组织自动赴东北援马抗日团，拿我们的才力去帮助马将军驱驰，拿我们的热血去与倭奴拼死活……我们只有去干干干，我们只有去杀杀杀，我们只有死死死！同胞们，愿意的来吧，来共同干去杀去死去……倭奴不去，誓不生还！”

轰轰烈烈的出发

青年援马团的组织者名叫张少杰，1901年生，湖南祁阳人，北京工业大学肄业后任职于奉天航空处，1925年10月考取第二批东北军官费生，赴法学习飞机专门技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东北沦陷，国民政府希望依靠国联解决问题，采取不抵抗政策。只有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积极率军抗日，尤其在江桥战役中，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浇灭了敌人的气焰。全国民众纷纷捐款捐物，或组织慰问团、后援会支援马占山抗日。张少杰发起的青年援马团，是所有团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张少杰发出组织援马团的宣言后，马上得到了沪上热血青年的回应。1931年11月21日，援马团成立大会在四川北路青年会举行，到者工商学界青年千余人。张少杰演说后是宣誓环节，大约160位青年刺破手指，滴血宣誓，表示捐躯赴国难的决心。24日，援马团召开了第二次团员大会，到者140余人，决定设置宣传、组织、训练、总务四股，活动经费由参加者先行垫付，日后再向各界筹款。当时，从广州起兵援马的张发奎正驻上海。张少杰前去面见请求机宜。张发奎问：“何时去东北？”张少杰答：“时间还没有确定。”张发奎问：“如果政府不允许你们北上怎么办？”张少杰答：“我们会徒手前去，死也要死到东北。”接着，张少杰又说：“我们赤手空拳，没有武器，钧座能否供给？”张发奎当场允诺赠予武器。

援马团得到了张发奎的允诺，影响力大增。市民龚胜华认捐沪南区第六图土地一亩九分，各银行公会和地方团体也伸出援助之手，给援马团援款。1931年11月30日，第三次团员大会召开时，已经有五百零五人滴血盟誓。其中有“军事人才185人、政治人才59人、工程8人、救护3人、后勤15人，其中大学生39人、中学生82人、军警35人、医生9人、电讯人员5人、商人79人、其余是工友”。团部最初租赁沙商栈五楼活动，后迁入湖南制造局旧址办公。据报载，团部事务极为繁忙，团员或忙于宣传联络，或绘制标语，或组织训练等等。各种机构、团体、抗日大会纷纷请张少杰前去演讲，张少杰也乐于应邀，每天奔走于各处发为演说，成了报纸上的名人，忙得不亦乐乎。

援马团成立后，每日在公共体育场从事训练，正式人数达三百多人。其中一个重要的活动便是示威游行。1931年12月1日下午二时，援马团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集合，举行大游行。游行开始前，张少杰登坛演说，称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耻辱，援马团将奔赴东北抗日，要将热血洒向东北，希望全国民众将来踏着援马团的血迹前进云云。随即，由民立中学军乐队做前队，团员戎装草鞋，扛着一口大红棺材，表示不打败日本誓不生还。据称，当时观者如堵，场面悲壮激烈。12月3日，援马团再次在公共体育场集会。会场悬挂着中山遗像党旗国旗，中间仍放着那口标志性的大红棺材，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并有“到东北去”的旗帜一面。张少杰再次演讲，表示决心赴死。时有记者采访，问何时出征。张少杰说，目前在与铁路局接洽，无论铁路局允许与否，将于7日到南京。在南京游行一周后，乘津浦车北上，到达东北参加抗战云云。

四分五裂的收场

12月9日，援马团从上海出发。300多名团员皆着戎装，以六人抬棺作为前队，自购车票准备登车。万名市民集结于上海北站，其中有白发父母劝独子回家，也有红颜挥泪送别情郎。铁路局接到政府指令，拒绝团员乘车，团员集体卧轨威胁。按理说，此举必定会使铁路局屈服，然而张少杰当场决定，全体弃车改为步行。对于坚持卧轨的团员，张少杰强迫其服从。援马团到达昆山时，铁路局已允许乘车，张少杰仍坚持步行。有团员表示异议，痛哭流涕而中途退出。团员抬棺到达苏州，民众在道路两旁迎候，甚至有人焚香顶礼膜拜。援马团在苏州四处演讲宣传，引得不少苏州热血青年临时加入。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徐迟，当时就读于东吴大学，听到宣传，偷偷加入援马团，担任了抬棺的重任。援马团过无锡，经常州，到镇江，处处停留，12月19日才到达南京。在南京停留十日，团长张少杰面见各种要人，参加各种活动，29日才登车出发。

当时的报纸，对援马团曾有许多评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鲁迅以“不堂”为笔名，发表于1932年1月《北斗》杂志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一文。他说：“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在鲁迅看来，援马团的行为，实际如堂·吉诃德一样愚蠢。然而，堂·吉诃德是真诚的顽固不化，援马团却更为复杂。东北战事急如风火，张少杰却不准乘火车，步行去东北；东北冰天雪地，他们却单衣上阵。综观援马团的各种表现，会发现形式大于实际，尤其是团长张少杰，似乎抗战的动机并不单纯，态度也没那么真诚。

果然，援马团到了北平，已经是1932年1月。该团并未直接上前线，而是停留在张少杰的母校———北平大学工学院(即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当局不同意学生上前线。马占山也通电关内，声言不需要学生军的支持。不久，淞沪事变爆发，部分团员认为，上海已经成为战区，在家门口即可抗日，何必远走东北？遂有部分团员南归。由此，援马团已经四分五裂，无形之中解散。徐迟与另两位成员希望去前线抗日，决定自行投奔山海关守将何柱国。三个人穿着军衣，在火车上遭到宪兵盘问。由于既无证件，又无官凭，最后被赶下火车，未能成行。至于团长张少杰，也率领几十人离开北平，不过未去东北，只是到达长城脚下———河北省抚宁县东北义勇军驻地，至于到抚宁之后的事更颇有戏剧性了。

一生“不靠谱”到老

事后，一位化名“马戏”的援马团成员写了一篇《援马马儿溜了缰，爱国只为爱作官》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新闻》上。文中说：“人只剩二十余个，因为团长的亲信人和平时很满意的人，都派在后方做工作了，做什么则不得而知。团长只使一些非亲非贵的其他团员到前方，死了更好，他好向民众夸功，向官家领饷。再前进就是绥中前线了，虽然团长有皮大衣而且有以备逃走时好化装的棉袍，我们则帽、鞋、背心，仍一无所有。钱是我们团员募捐来的，他却拿去使用、摆阔。到了抚宁有人提议算一算账目，于是团长则说不便携带，麻烦得很，那些募捐的存根烧了的好。烧没有烧成，给我同一些人反对了。但，从此他竟显然敌对我们了，越恨我们了！今天派几个，明天派几个，穿着单裤出关去，不死当是命大！团长做了官了，升了第四路义勇军的总参谋长，他可以随便把人押到公安局或什么部队去。”他认为，援马团只是张少杰等少数几个人做的一笔投机生意，于是大呼上当受骗，逃离了援马团。

另有一篇署名广仁、发表于《时时周报》的《援马团干些什么？》，也对援马团尤其是张少杰的言行进行了质疑。作者认为，参加援马团的成员，大多是真心抗战的热血青年，但团长却是个投机分子。大多数成员不主张步行，团长却坚持步行，如果一步一步走到黑龙江去，恐怕要三年的时间，还如何救国？援马团成立后，委任了许多顾问咨议之类的角色，表现出十足的官僚主义色彩。张少杰在上海、南京，不是今天谒见张发奎，便是明天觐见汪精卫、邹鲁，完全是在积累个人资本。张少杰四处演讲活动，实行的是“新闻政策”，目的是通过组织援马团出风头和弄一点钱。因此，严格来讲，团长实际是援马团中的“奸细”，希望团员联合起来纠正团长“这种可耻的行动”。

张少杰也并未在前线久留。据其自述，一次行军途中马失前蹄，险些被日军俘虏，幸亏一位张姓的老大娘救护脱险。不过，这次马失前蹄导致身体伤残，只能离开义勇军，回到南京。其后，张少杰考入陆军大学，其后又入法国陆军大学深造。学成后，回国“参加全民抗战”。不过，既然“身已伤残”不能抗战，为何还可继续从军？被老大娘相救，也颇似演义小说中发生的情节。至于抗战中的张少杰究竟参加了哪些战役，取得了哪些战绩，至少从新闻上没有看到任何信息。从这个角度讲，他决非冲锋陷阵的军事长官，应该只是在后方担任参谋之类的角色。国共内战时，他担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获少将军衔。1949年败退台湾，以中将军衔退休，终老于高雄凤山县。

著名历史学家冯筱才曾在名文《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中认为，20世纪的很多政治行动都充满了表演性，冠冕堂皇背后隐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少杰组织援马团，到底是真心抗日还是表演，不太好讲。至少从各种资料来看，其人的言行，用今天的话讲便是“不靠谱”。甚至到了晚年，张少杰也留下了许多“不靠谱”的记录。

回顾张少杰组织援马团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会发现这段评价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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