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明君，也有昏庸懦弱治国无策的昏君；有名垂千古的治世之能臣，也有遗臭万年误国害民的佞臣。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实，明君与能臣，昏君与奸臣，都是相伴而生的。君主的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是其能力的最大值。准确辨别臣子的忠奸与才能，是成人臣为人君者的能力的核心。

　　每逢乱世，每遭国难，多肇始于上昏而后下佞。秦朝时，赵高煽动胡亥，矫诏杀死太子扶苏，并拥立胡亥为帝。秦二世胡亥在位期间，赵高专擅朝政，指使皇帝更为法律，诛戮宗室、大臣，对异己则捏造罪名加以迫害，并且在秦二世面前“指鹿为马”。东汉末年，炎刘皇帝昏溃无能忠奸不辨，于是，一群侍其左右的宦官大肆迫害其忠臣良将，任用大批贪婪而无能的庸才佞臣，随之而来的，则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随后的隋代有宇文化及，唐代有来俊臣、李林甫，宋代有高俅、秦侩、贾似道，明代有严蒿、魏忠贤，清代有和坤。市侩小说杂曲中，说的多是奸臣误国乱政，提及帝王昏庸无能庞信奸佞的，往往也将大部分责任推到奸臣身上。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表面上看奸臣为自己，自私奸诈，蒙蔽君主。可是君主何尝不是因为自私，唯恐有人伤害到自己的统治而盲目的宁枉勿纵才成为昏君的呢？

　　试问秦桧如果没有宋高宗的授意，他敢杀岳飞吗？岳王墓前，白铁铸造着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等四人跪像。低头面向石墓，遭人啐骂，还经常有人鼓励小孩在铁像上小便，以示侮辱。跪像后有楹联，上书“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此像始铸于自明正德年间，当时曾有人道：“何不铸一高宗像于前”。他却不知，此事虽是他朝之事，也不可反讥，否则一个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罪名，足可以灭其九族。比如清乾隆年间，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当年一心想靠洋务运动重兴大清国威的李鸿章，虽然也曾建立起一支远东最大的舰队——北洋舰队。可在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马关条约一签，他也成了揽过错于一身千夫所指的大奸臣。当时的满清官员中，大呼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的大有人在，更多的民众也把丧权辱国之罪责统统加到他的身上，仿佛就是一个李鸿章把大清天下搞得一团糟，杀了他天下便太平。卖国贼的帽子李鸿章一戴就是一百多年。而其后的慈禧太后，哪里有反躬自问的忏悔，只是懊恼此事给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带来了阴影。其实无论忠臣奸臣，皆皇上的替罪羊。何时以忠臣替，何时以奸臣替，要视具体情况，随机而定。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奸臣皆因君主的昏庸而生，世乱多由君主的无能而致。贤明君主的朝堂前，没有奸臣的立足之地；一个奸佞成群乱臣当道的时代，主上的贤明早已荡然无存了。善者不能用，恶人不能除。受蒙蔽、受蛊惑、不知道、不了解，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正统君主开脱的修辞罢了。百姓的愚昧或可使乱世一时而不得治，那种受封建正统观念桎梏不思择贤而事的思想，则遗害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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